元代质孙服的结构.docx

元代质孙服的结构 质孙（仅孙、济孙、济勋）是蒙古王朝非常重要的宫廷服装。对后来蒙古服装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关于宇宙的形态、起源和发展，没有系统的探讨。“质孙”在《元史》中定义:“质孙,汉言一色服也”,“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卷67)质孙服是伴随着质孙宴而产生的。作为蒙古宫廷最为隆重的盛宴,质孙宴必须是在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才可实现的。质孙服最早明确记载的是太宗窝阔台继承汗位时“全体穿上一色衣服”(71)。元代时,质孙达到鼎盛,并将其以典章形式载入史册。 一 质孙宴与质孙氏 成吉思汗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大型的聚会、饮宴提供了物质条件,逐步形成了质孙宴的雏形。每一次忽里台大会上盛大的宴会都可称之为质孙宴的早期形式,因为这些宴会具备了质孙宴的必要条件:浓重的政治色彩、盛大的宴会、各种竞技和歌舞,只是缺少统一的服饰。参加这样的集会,贵族们会穿起自己最好的衣服,虽然不是统一的形式和色彩,也不是帝王的颁赐,但上乘的服装肯定是这欢宴上必不可少的。当物质条件进一步丰富之时,服饰便成为彰显其地位、等级的重要手段。由此可以说,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和版图的扩展,欧亚两洲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源源不断输入蒙古地区,这在客观上为蒙古族服饰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物质条件,达到了“日常服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镂”(24)的程度。质孙宴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史载“国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谓之只孙”。可见真正的质孙宴应该是在成吉思汗后期就出现了。 现有史料最早明确记载质孙宴的是1229年太宗窝阔台即汗位时的盛装宴乐,志费尼在叙述这件事时写道:“一连四十天,他们每天都换上不同颜色的新装,边痛饮,边商讨国事。”(217)至少在这个时候,质孙服的款式、色彩等基本要素都已较为明确。 加宾尼出使中国时记录了1246年推选贵由继任新合汗的大会时举行的质孙宴,其中与会者所穿的质孙服给这位传教士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那一天贵由来到帐幕——穿红天鹅绒的衣服,第三天,他们都穿蓝天鹅绒的衣服,第四天,穿最好的织锦衣服。”(60)与他同行的本尼迪克特修士的叙述有一些不同:“本尼迪克特修士告诉我们,他们两人如何看到大约五千位王公和贵族,当他们在第一天集合起来推选皇帝时,全都穿着金色衣服。第二天,全都穿白色锦绣衣服。但是,他们在第一天和第二天都没有达成协议。第三天,他们都穿红色锦绣衣服。这一天,他们达成了协议,并进行了推选。……在这些使者中,也包括本尼迪克特和约翰·加宾尼这两位修士。由于必须之故,他们在僧袍外面穿上织锦衣服,因为,如果不穿着合适的衣服,没有一个使者能被准许觐见选出来的和加了冕的皇帝。”(98)这两段叙述的是同一件事,所穿衣服色彩顺序以及面料有所不同,可以解释为是他们记忆的误差。不管怎样,华丽而且整齐划一的服装给这两位传教士很深的印象。并且,为了参加这次盛大的宴会,他们也临时在僧袍外穿上同与会者一样的织锦衣服。 鲁不鲁乞在叙述蒙哥汗举行盛大朝会时说:“在这四天中,每一天他们都换衣服,这些衣服都是赏赐给他们的,每天从鞋直到头巾,全都是一种颜色。”(221)多桑也在其《蒙古史》中记述了这件事,“与宴之人每日各易一色之衣”(282)。质孙宴的盛大场景给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华丽的质孙,成为中外史料中常见的记载。郑泳(1321—1396)曾亲临诈马宴,并写下《诈马赋》,文中除描写了诈马宴的盛大场景,还对参宴的官员所服质孙之衣进行了记述,是了解质孙宴及其质孙服的珍贵资料。 二 舆服制度的确立 每一个朝代创立之初,建立舆服制度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统治者的服饰代表着一代君王的威仪,更成为统治阶级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手段。蒙古统治者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服饰有着特殊的感情,因此在建立舆服制度时,天子、百官的袍服、冠帽就有两个系列,一是“近取金、宋,远法汉、唐”的汉制衮冕系列,另一个就是沿袭了蒙古族传统袍服的质孙系列。并且这两个系列服饰的使用场合有明确限定,“蒙古朝祭以冠幞,私燕(燕同宴)以质孙。”(230)“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直到英宗时(1321年),方定舆服之制,两个系列的各类服饰才成为定制。(卷78)在此前,对于各种服饰的规定都是零散的,各种制度都在逐步完善之中。 蒙元的冕服制度始于宪宗蒙哥汗壬子年(1252年)八月,从此开始逐步完善。“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春三月,祭天于丽正门外丙地,命献官以下诸执事,各具公服行礼。是时,大都未有郊坛,大礼用公服自此始。九年冬至祭享,用冠服,依宗庙见用者制。其后节次祭祀,或合祀天地,增配位从祀,献摄职事,续置冠服,于法服库收掌。……至大间,太常博士李之绍、王天佑疏陈,亲祀冕无旒,服大裘而加衮,裘以黑羔皮为之。臣下从祀冠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