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丽集》中的表亲型才子佳人叙事模式.docx

《抒情丽集》中的表亲型才子佳人叙事模式 《爱情黎明》是明初成华末年出版的一部中等文学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它被各种小说的收藏所收集，如《闲情非正式历史》、《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看一看》、《浪漫十传》、《花阵语言》、《奇闻轶事》、《浪漫故事》、《万锦林》和《颜晴角》。后来，他被列入《神机雨》和《金瓶梅》的“一代骚扰”作品。书中男女主人公在此后的多部才子佳人小说和戏剧中被反复提及,可见该书对后世小说、戏剧中的才子佳人范型有着深远的影响。从现有资料来看,对这部小说的研究还是十分欠缺的,或是文学史在介绍明代创作情况时略有提及,或是一些学者在论及才子佳人小说、戏剧时泛泛提到。零星几篇专论性的文章也只是从考证作者、版本和定位其创作风格的角度切入,对其文化价值定位尚未涉及。本文将《钟情丽集》置于表亲型才子佳人小说系统中,从故事母体、价值取向、叙事模式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 《管理决策》与表亲型“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 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叙事不外两种模式:当事人最初毫无关系和原本有某种关系(虽无血缘关系但因某些原因从小相识亦可归入此类),可将其类化为非表亲型和表亲型。这两种模式在农业经济社会呈平行发展态势,至明中叶以后表亲型爱情叙事明显萎缩,原因有二:其一,在农业经济社会中,女性处于封闭的生活空间,爱情发生机制难以构建,促使作者更倾向于设置表亲关系展开叙事。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涌现,女性的活动空间得到扩展,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已无须选择古老的操作方式。其二,明清两代对表亲禁婚法令的执行日趋严厉,在实际生活中表亲型爱情显然缺乏可操作性。据明代《古今律条公案》中《赵县尹断两姨讼婚》载:龙氏两姐妹约儿女为婚姻遭讼,官府判决嫡亲两子女,依律不能婚配,着离异;家长违律背礼,各受责罚。《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亦有类似的记载:“三宝”与其姑之女“四宝”产生爱情,由于馆师严某厉言“中表为婚礼所禁,亦律所禁,违之且有天诛”,使欲成其好事的长辈们“皆慑而止”。《钟情丽集》在商业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明初选择表亲型的叙事模式,即使对辜辂和黎瑜的身份做了非嫡亲的设置(瑜是辜生表叔之女),所承受的来自朝廷律令和社会舆论两个方面的压力也比《娇红记》中申生和娇娘大得多,经过以好求乐的主观操作勉强凑合而成的圆满结局也难免遭到读者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钟情丽集》可视为表亲型“才子佳人”叙事在明初做最后生存挣扎的产物。 纵观《钟情丽集》之前通俗文言小说中的表亲型爱情叙事,可概括出以下几种模式:就感情的发生机制而言,可分为一见钟情式和青梅竹马式;就婚恋方式的设置而言,可分为先私后配型(先恋后婚型)和先婚后恋型;就恋爱的最终结局而言,可分为如愿以偿的喜剧型和死后得配的悲剧型。为便于表述,列表如下: “玉镜台”中的阻力主要来自男性自卑导致的心理障碍,《离魂记》、《无双传》的障碍因家长势利悔婚而成,至《娇红记》和《钟情丽集》,则将才子佳人爱情与国家法令、社会伦理的冲突做为叙事焦点。《钟情丽集》试图构建一个理想的表亲型爱情范式,采用《娇红记》的叙事框架,穿插《离魂记》、《无双传》的模式做出相应调整,并袭用了《离魂记》的大团圆“点睛之笔”补缺,在人物身份设置、感情沟通方式及与社会冲突的角度等方面提升《钟情丽集》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钟情丽集》虽然选择了表亲型才子佳人故事模式,但也深受非表亲型才子佳人作品《莺莺传》(及补《莺莺传》之缺的《西厢记》)的影响。高儒著录《娇红记》、《钟情丽集》等中篇传奇时云:“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高儒的评价虽不无偏颇,但也指明了《钟情丽集》、《娇红记》与《莺莺传》之间的关系。 根据陈大康先生在《明代小说史》第329页所做的统计列表,《娇红记》彻底摒弃了《莺莺传》“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叙事框架,《钟情丽集》对《娇红记》的改造在于用喜剧性的结局置换了悲剧性结局。概言之,元代和明初的调整重点在于结局,由《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娇红记》的生死相守再到《钟情丽集》的终得团圆,使“一见钟情,两相爱慕;咏诗传情,私定终身;蒙难离散,经受考验;金榜题名,终得团圆”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基本定型,而这种调整的内在动力乃是文人们的补缺心理和美雅心理。 二 “忠诚于人,不忘形”的情感模式 在表亲型“才子佳人”的小说系列中:“玉镜台”重在婚姻的构建,没有任何爱恋的过程;《离魂记》、《无双传》则主要突出自主的爱情婚姻与家长、社会的矛盾冲突;至《娇红记》才将男女的恋爱过程及“钟情”程度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并将其与家长、社会伦理的冲突用内兄弟姊妹不得婚配的国家法规加以置换;《钟情丽集》直承《娇红记》的情爱观,但又对其做了较为细致的美雅调整。 首先,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娇红记》中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