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小说的审美形态.docx

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小说的审美形态 自1983年以来，《葛川河》和《江南一些硬汉子的形象》相继出演。浙江青年作家李航在全国文坛获得了著名比赛。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以深沉的艺术构思,斑斓的地方色彩和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引起了广大读者和评论者的瞩目。 这位今年才二十八岁,却显得多少有点“少年老成”的年轻人曾这样表述过自己的艺术观:“写小说一是发实。二是表现。一个好的小说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他对生活的发现,最终必须上升为美学发现,而且在表现生活时,也应以获取美学价值为他的功利目的。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艺术追求”。由十余个中、短篇组成的,以“葛川江”为共同背景的系列小说,也许只是这种艺术观的探索性的实践成果,但要全面评价它们的美学价值,却是一项颇为庞大的工程。本文只准备从小说审美形态的角度,对李杭育的几篇主要作品做一初步探讨。这对全面研究“葛川江”系列小说也许不无意义。 美存在于各种具体的审美对象之中,具有十分丰富、生动的形态。小说创作中的艺术美既根源于现实美,又是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它同样具有多种形态。悲剧形态和喜剧形态就是其中突出的两种。 李杭育的小说主要倾向于哪一种美的形态呢?有人曾把他的小说比喻为“一曲对即将逝去,成为历史人物的挽歌”。也有人曾把他的创作风格概括为“悲凉苍劲”这样来说,李杭育的小说似乎主要表现为一种悲剧的形态。其实不然。纵观“葛川江”系列少说,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固然有着某些悲剧成分,但更多的却是喜剧色彩。应该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场悲喜交揉,以喜剧为主色的悲喜剧。 且让我们来剖析最早给李杭育赢得声誉的“最后一个”的形象吧。所谓“最后一个”,实质上是指那些正处于农村变革新时期而又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江南农民。作者以一种清醒的历史意识和诚挚的同情心描写了他们的不幸际遇。无论是那位一辈子在葛川江打鱼谋生的渔佬儿福奎(《最后一个渔佬儿》),或是那位手艺高超、久享盛名的画屋师爹耀鑫(《沙灶遗风》),还是那位乐观豁达、深谙水性的弄潮老头(《珊瑚沙上的弄潮儿》),他们都曾是各自所操行当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们在祖祖辈辈赖以滋养生息的葛川江及其两岸,辛勤地劳作,默默地生活。然而蓬勃发展的农村经济,搅乱了他们平稳迟缓的生活节奏,甚至威胁到他们古老的谋生手段:工业的污染使江中的鱼儿锐减,福奎打不到鱼,盖不上房,多年的老相好阿七也另攀了新枝;新出现的“二层洋楼”迷住了农村的青年人,他们再也看不上那种描龙绘凤的老式房屋了,连耀老爹的儿子儿媳都代表着新一代的审美观念向老子提出了挑战;至于那极冒风险的弄潮习俗更是势必为现代的观潮活动所替代了……面对这些变化,福奎他们当然可以顺应潮流,另谋新路。但是由于心理上的惰性和职业上的惯性,小说的主人公们终于历史地成为他们这一行的“最后一个”。福奎尽管始终那么顽固执拗。“情愿死在船上,死在这条象个娇媚的小荡妇似地迷住了他的大江里。”但依然摆脱不了被历史潮流淘汰的命运;耀鑫老爹要温和一些,最终也不得不承认:“画屋这行当到他这儿就算到头了,命里注定得由他米给它送终”;而恪守着充满迷信色彩的弄潮规矩的老弄潮儿,其结局是终于在汹涌奔腾的浪头中以身殉职了。 无庸置辩,这些人物的命运中都蕴含着一种悲剧因素。因为他们虽然属于背时的“最后一个”,但在他们的身上同样闪烁着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美德:勤劳、善良、鲠直、倔强……等等。而且越是在逆境中,这些美德越发出耀眼的光芒:福奎宁肯将名贵的鲥鱼喂猫,也不愿趋炎附势,巴结权贵;耀鑫宁肯让自己陷入深深的孤独中,也不愿图虚名,收徒弟以至误人子弟;那位弄潮老头即使在生死关头,也仍毫不犹豫地将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们正是出于对这些“最后一个”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的肯定,因而才会对他们的随着落后的营生方式和陈旧的风俗习惯行将一起消逝而体会到一种悲剧感。 不过,我们若是仅止于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仅止于把“最后一个”的故事看做是对过去生活的一曲换歌,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曲解。分析一部文艺作品,必须注意整体性,必须透过表面的情节来领会作者真正的命意所在,必须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剖析来寻找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观察“葛川江”小说,不难发现,流动在这些少说的通体的,并不是一种遗风难再、旧景难寻的叹惋情绪,而是一种对古朴遗风终于注入了生活新声感到的欣喜;并不是一种思古之幽情,而是一种前进的豪情。诚然,落后的滚钩阻拦不住葛川江上新出现的轮机船,老式的彩绘房屋竞争不过“新式的二层洋楼,”古老的弄潮习俗终将被现代的观潮活动所替代,这对福奎他们来说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对于社会来说,对于城乡广大人民来说,对于子孙万代来说,却是一种难得的进步,是一件大好事。新陈代谢乃宇宙间的永恒规律。小说的主人公们之所以成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