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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贤士失志杂考 班固在《汉书艺术文化志》中说：“春秋时期以后，周道崩溃，雇佣不能唱歌的人。诗人们喜欢穿布，作家失去了雄心壮志。”。”他所说的“贤人失志之赋”,主要指战国时文人贤士如屈原、荀卿等在政治上失意后抒情言志的辞赋作品。实际上,就“贤人失志”而论,它是长期封建社会中代代有之的一个普遍性社会问题,汉代自然也不例外;就以辞赋这一体裁来抒情言志而论,汉代承战国遗风,也作者云蒸霞蔚。不过汉代的贤人失志之赋巳不同于战国,战国时天下纷争,诸侯力政,文人贤士们各为其国,力图革除时弊、匡救困危,使自己的国家在兼并中居于优胜地位。他们同那些只顾眼前享乐、看不到天下大势的昏君群小水火不容,然而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他们又总是陷入失败的悲剧命运,因而他们都有发愤抒情之作。时局的动荡、时代的紧迫感造成了他们作品中或激昂慷慨、或哀怨凄绝的情调和蹈厉风发的作风。这些作品,百代之下犹感人肺腑,所以研究者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汉代则是一个前后绵延达四百年之久的封建大一统王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人贤士失志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情形也更加复杂了。他们的命运、出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较之战国时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变化却没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笔者有感于此,故作此文以析之。 今存的汉代“贤人失志之赋”约四十来篇,其中少数尚系残卷。数量虽不算很多,但它分布于汉代的各个历史阶段,足以能反映汉代贤人失志赋的基本面貌和主导精神倾向。 一 藩国诸王实行支撑、领导下的人物失志 贤人失志可能有各个方面的原因。例如每人所持的政治主张、生活态度的差异,性格有刚柔勇怯之分,出身有贫富贵贱之别,地位有尊卑高下之不同等等都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值得作细致探索。但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时代原因,因为贤人失志的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只有从时代和社会人手,才能得到普遍合理的解释。 从这些失志赋来看,汉代贤人失志的背景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汉初至武帝初;武帝至宣帝;元帝至东汉光武初;光武至和帝初;和帝至献帝初平。献帝建安间历来划为一个独立时期,此不论及。 汉初至武帝初,汉朝由创立、巩固转入强盛,政治还比较清明。这时的士人有钱的可到朝廷做郎官,无钱的可做郡吏,有名望的可受征召,做官的路子还不太窄。但是,这一时期主要由黄老派执政,他们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一条“守而勿失”的路线,在用人政策上多用那些“木讷于文辞”的所谓“忠厚长者”,而对那些有才能又企图有所作为的人则斥之为“言文刻深,欲务声名”,不予提拔乃至排挤打击。青年改革家贾谊曾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得到汉文帝的赏识,一年之内就由博士超迁为太中大夫,而且还准备提拔他“任公卿之位”。但他很快就受到周勃、张相如等人的排挤,被加上一个“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罪名,连文帝也不得不疏远他,最后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他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朝廷采取这样的用人政策,一些想有所作为的士人就无法进取,只得跑到藩国诸侯门下。但诸侯养士多半对朝廷怀着野心,士人帮助诸侯出谋划策反叛朝廷,实际上是破坏统一的罪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士人虽然暂时得到了一个栖身之所,但是想在诸侯国的小天地里建功立业是不可能的。严忌的《哀时命》就反映了这种悲哀。他当了梁孝王的门客,梁孝王“甚奇重之””,这可算君臣知遇。但梁孝王与羊胜、公孙诡等策划夺取当汉王的继承权。严忌知道此事又不敢进谏,只得借屈原之口叹道:“块独守此曲隅兮,然欿切而永叹。……骋骐骥于中庭兮,焉能极夫远道?置猿狖于棂槛兮,夫何以责其捷巧?”在诸侯藩国的“曲隅”之中,士人失志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藩国诸王谋反被镇压下去以后,士人的出路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汉武帝似乎看到了这个问题,于是采取果断措施把一大批人才延揽到中央朝廷中来。《史记·儒林传》说:“及今上即位……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天下之学士靡以乡风矣。”罢绌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会带来学术文化上的一花独放,但它结束了黄老派的质木无文的文化政策,却是对当时文化事业的解放和促进,对士人特别是文士尤其是一种鼓舞,他们的出路紧张问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 但是,武帝的时代贤人失志的问题照样存在。失志的原因主要是这时的封建专制已有所加强。最突出的表现是律令的猛增。汉初法律只有九章,现在已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共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如此烦多,不仅一般人容易得罪,就是那些能得武帝信任的人,也常常动辄得罪,甚至陷入死地。最容易致祸的是向武帝进谏。董仲舒曾因著书论说灾异问题,被武帝认为有讥讽朝政的意思,险些被杀;司马迁也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话,被处以宫刑。所以他们都有失志之赋。东方朔作《七谏》,虽多借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