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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消费与收入的代际弹性 一、 食品消费与代际流动性 随着多年来的快速增长，中国人民的税收收入不断增加，收入分配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协调的重要因素。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 《中国家庭收入差距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 61; 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十年来首次披露官方的测算结果,指出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 47到0. 49之间,并于2008年后开始逐步回落。随后,较高的基尼系数以及民间与官方估算结果的差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诸多争论。 然而,基尼系数只是反映了静态的收入差距状况,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该收入差距的原因 ———由个人天赋和努力程度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可以为个人努力提供适当的激励,而由家庭背景等机会差异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则需要政府干预。绝对平均并不能带来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大锅饭体制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机会均等才是一个健康社会所应追求的。 代际流动性就是衡量一个社会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较高的代际流动性意味着父代的经济社会特征对子代的影响较小,从而反映了较高的机会均等程度。近年来,随着 “官二代”、“富二代”现象的凸显,代际流动性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之一。① 经济学界对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中国静态收入差距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相比较而言,针对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经济学探讨则新近才兴起,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从收入角度对中国的代际流动性进行测算。然而,准确计算收入的代际流动性需要个人一生的收入记录,受限于中国微观收入数据的可得性和单年收入观测值的波动性,此类研究仍未就中国的代际流动性程度取得一致结论———采用不同数据库和收入处理方法得出的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0. 3 -0. 9的大范围内波动( 王海港,2005; Deng et al,2012; Gong et al. ,2012) 。 笔者认为,食品消费数据可以为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方面,与收入不同,食品消费更为平滑,在现有数据限制之下,能够较好地克服由于单年观测值波动所带来的测量误差问题; 另一方面,食品消费的代际流动本身就可以提供在收入之外的、另一个反映机会公平程度的角度———如果说,收入作为个人经济成就的衡量指标、其代际流动性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整体经济禀赋方面的机会公平程度的话,那么,食品消费作为最为基本的个人福利指标, 其代际流动性则反映了一个社会在基本经济福利方面的机会公平程度。食品消费的较高代际流动性表明个体的基本经济福利并不依赖于父代; 而较低的食品消费代际流动性则可能暗示,收入的机会不均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个体基本消费和经济福利的机会均等。 确实,民以食为天。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居民收入的增长, 食品消费情况也有了较大变化。以城镇居民家庭为例,笔者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的数据( 表1) 表明,从1995年到2011年,食品支出占现金消费支出的比例由49. 92% 下降到了36. 32% ; 而从食品消费支出的结构看,粮食、肉禽及其制品的比例有明显下降,而奶及奶制品有明显上升; 更有趣的是,高收入阶层的食品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总占比较低,但肉禽及其制品、水产品和奶及奶制品的消费占比更高,而且相较于低收入阶层,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伴随着食品消费截面上的结构性变化,其代际的不平等程度呈现怎样的情况? 不同人群在食品消费的代际流动性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总之,本文旨在从食品消费角度估算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并将其与收入进行比较。下文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和方法论进行回顾; 第三部分介绍文章所采用的模型和数据; 第四部分汇报实证结果; 第五部分进行总结。 二、 消费数据是代际流动性研究的重要视角 经济学对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起源于Becker and Tomes ( 1979) 对收入的代际流动性的研究。 假设家庭i由一个家长和一个小孩构成,家长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Ciparent和子代的收入Yichild,家庭总收入为家长的收入Yiparent。该收入需要在家长的消费和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Ii之间进行分配; 同时,子代的收入由其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 回报率r ) 和禀赋Eichild共同决定,该禀赋则由随机量uichild和一个非随机部分eichild共同组成。eichild为除了有意识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市场运气之外、其他所有能够在劳动力市场当中获得回报的子代个人禀赋( Endowment) 。它的含义非常广泛,既包括生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