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的海外华人改编.docx

《唐山大地震》的海外华人改编 2010年，著名导演肖登峰再次用一部震惊世界的灾难电影唤醒了国内电影市场，创造了5亿美元的全球收入，并赢得了一系列中国国际基金的称号，让中国人民恢复了对世界的苦难记忆。那是20世纪30年代。就在2013年“雅安4·20”地震之后,各家地方电视台又竞相播出电视连续剧《唐山大地震》,这不禁引起我们思考: 为何一部仅有两万余字的小说《余震》,却能引起如此持久的影视效应? 一、 张充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 近几年,海外华人文学日渐受到国内影视界的青睐,“海外女作家的三驾马车”之中,严歌苓的作品被频繁地搬上银幕或荧屏。从《一个女人的史诗》到《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再到近来热播的电视剧 《娘要嫁人》,这些作品都曾成为国人茶余饭后的休闲佳品。影视作品的红火热播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华人文化圈的巨大轰动,使得海外华人作家成功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小说《余震》的作者正是“三驾马车”之一的张翎。张翎,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获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90年代中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作品多次获国内外文学奖。海外华人作家有着极为特殊的身份,他们长期定居于海外,谙熟并融入了定居地的文化环境,但他们的汉语文化底蕴使得他们的创作无形中烙上了深深的中华文化的基因,流露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情,这种跨文化书写彰显出一种宏大的张力,使中西方文化悄然融合在一起,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张翎的作品《余震》渗透出一种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灾难的认识,她表达的是个体在大灾大难之后的无助、痛苦、挣扎和自我救赎。正如张翎本人所说: “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这种深刻的反思完全颠覆了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国人头脑当中的主流意识———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必须坚强,必定胜利。张翎的这篇小说以灾难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关照个体的生存状态,体现劫后余生的个人的心灵之痛和自我疗救,而不是将视角投注于中华传统意识中“家国式的民族告慰”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受众长期以来的审美疲劳带来了久违的新鲜感。这种站在他者文化视角下来审视我者的创作意识就使得《余震》成为影视改编的优秀蓝本。 二、 小说文本中“历史”的再现 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当前的影视界,满眼高富帅的职场白领时装剧、处处都是人际陷阱的宫斗剧、荒唐滑稽的抗日剧以及玄幻色彩浓厚的武侠剧,充斥着荧屏,成为娱乐大众的主打项目。而无论是作为电影还是电视剧,《唐山大地震》都不失时机地驱走了人们长期以来的“审丑疲劳”,给处于物欲横流、亟须人性关怀和温情滋润的当下社会,下了一场“久旱逢甘霖”的及时雨,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小说《余震》。小说《余震》以35年前那场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为背景,讲述了一对龙凤胎因地震而迥然不同的生命历程。小说以女主人公王小灯 ( 原名万小登) 的人生经历作为主线,讲述了她在地震的生死时刻遭到母亲无奈的“放弃”,之后在领养家庭中又经历了养母的去世、养父的性侵害、丈夫和女儿的疏远等一系列人生遭遇,这些让她的内心始终有“一扇无法推开的窗”,她将自己囚禁在心灵的暗室中,无助地挣扎着。此类题材关注的是深重的历史灾难之下,人性的脆弱与无助、心灵的疼痛与疗救,是真正能走进人内心世界的。相较于不切实际的职场白领、钩心斗角的宫斗等题材来说,这样的作品直指人心最渴望被关怀的地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灾难之后的生命个体,用深刻还原了生活的本质,而这正是影视改编的厚重资本。这是时代赠予的机遇,更是作者深刻思想的回馈。在竞争愈加激烈的生存环境下,人们愈发无暇顾及呵护自己的内心,《余震》这样的作品就愈发显得珍贵,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为人们所渴望和热捧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 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 从《余震》中看观众时空的转换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被改编为电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二者有着共同的叙述性特征。叙事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叙事角度。文学作品的众多表达方式中尤以时间为线索的叙述最为常见。《余震》正是采用了以时间为线索的叙事方式。文学作品的叙事角度有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平叙、分叙等等。《余震》采取多重叙事方式,而以倒叙为主要的叙事角度,其间穿插了插叙。小说开始即以叙事“当下”作为原点,交代了女主人公王小灯被送进多伦多圣麦克医院的情形。此后,作品回到了大地震发生前的1976年的唐山市丰南县,紧接着又“闪回”到2005年的圣诞平安夜的多伦多,由此又回到1976年8月1日的大连医院……如此在现实与过去之间不断穿梭,架起了一条承载着疗救与回忆的时空隧道,使读者在这条隧道中不断往复,去体会灾后重生者的痛苦挣扎与绝望。小说《余震》用语言符号构筑的叙事线索是将影视作品中常用的镜头组接技术———蒙太奇运用在文学创作中。《余震》中由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