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空间分异研究特大型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docx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空间分异研究特大型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流动人口发展呈现出快速发展、家庭流动、长期发展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趋势。这一发展趋势给上海、北京等大型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 上海常住人口已达2301.91万, 远超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900万的指导性规划目标。与2000年相比, 10年共增加661.15万;其中, 外来常住人口为897.7万, 增加591.96万, 占增长量的89.53%。2013年底, 上海常住人口已达2415万, 外来常住人口990万, 占比40.99%。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使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临严峻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 要创新人口管理, 对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严格控制。上海已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实行人口综合调控作为当前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将成为城市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加大,需要依托的社会资源 1.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居住分化, 加剧了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是指在城市范围内各组成要素及其综合体在空间上的差别, 它不但包含物质实体, 同时也涉及城市居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居住空间分异是社会空间分异的重要表现形式, 就是指在一个城市中, 不同特性的居民聚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 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在相对隔离的区域内, 同质人群有着相似的社会特性、遵循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 或保持着同一种亚文化;而在相互隔离的区域之间, 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空间的重构,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空间转型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社会空间异质性的增强。当然, 即使不考虑流动人口, 户籍人口群体本身也存在社会空间的异质性特征, 但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居住分化, 以及在教育及文化背景、职业构成、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会加剧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程度。 以上海为例, 2010年, 上海户籍人口的43.7%位于中心城区, 而外来常住人口分布在近郊和远郊区的比例分别为53.7%和27.0%, 居住郊区的比例合计为80.7%。高收入阶层包括外籍人士、本地的高收入者和极少数的外来人口, 一般供职于中心城区的高级生产、服务和政府管理部门, 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 居住在中心城区的高档社区或城市边缘的别墅区;中等收入群体包括大部分本地劳动力和少数外来劳动力, 主要居住在中档商品房社区或公房社区, 以中心城区居多;而更多的外来人口分布在中心城区局部和郊区的低层次制造业、服务业部门, 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生活居住条件较差。目前, 上海的社会空间分异程度正在加深, 社会空间分异和社会阶层分化隐含着巨大风险。 2.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大量存在, 增加了社会管理和灾害管理的难度。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 风险源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 人口流迁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城市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城市要素的频繁流动也加剧了城市的脆弱性和结构失衡。就上海而言, 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居住形态, 表现为聚居与散居并存。城郊结合部及远郊的部分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聚居区。这些地区有大量的房屋出租, 价格低廉、交通便利、居住成本较低。但与其他城市社区相比, 聚居区存在很多现实风险, 比如, 居住环境比较差, 建筑简陋、空间拥挤, 缺乏科学规划、管理混乱, 乱搭乱建现象严重, 事故灾害隐患多, 黑诊所、非法办学、黑中介、群租、黑车、计划外生育等问题严重, 违法犯罪发生频次较高, 对城市运行秩序形成冲击, 给社会管理和灾害管理增加了难度。 3.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来源地集聚度高, 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性强。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 上海外来劳动力最多的前五位行业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住宿与餐饮业, 占外来劳动力总量的81.1%, 其中制造业比重高达41.26%。前5大行业中53%以上的外来劳动力来源于河南、江苏、安徽。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来源地集聚度较高, 城市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性强。笔者2013年在上海市闸北区选取50家样本企业进行调研, 样本企业中安徽、江苏、河南、浙江籍的外来劳动力占了绝大部分, 个别企业曾经遭遇员工集体离职、导致人手不足严重影响正常营业的情况, 同时也有因老乡聚集拉帮结伙从而引发群体性矛盾的现象发生。 社会风险的再分配 风险分配问题是决定风险运行方向和风险集中程度的核心问题。根据贝克的观点, 财富分配机制主导风险分配机制, 这一规律在中国社会表现得愈加明显。目前在中国, 与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相对应, 财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