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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封建腐败的制度基础 腐败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程度上存在腐败。但是很长时期中, 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却局限于简单的描述和谴责, 鲜有规范的经济学分析。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 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突出表现为:对腐败及其形成机制的分析、对腐败与经济发展关联性的分析、对腐败问题的动态模式分析。在我国, 腐败是自封建社会以来历时千年一直未得到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 在经济改革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腐败又在新旧经济体制的缝隙之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滋生了出来。因此, 具体分析腐败行为的制度基础, 寻求解决腐败问题的制度途径, 对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官员提供商品的边际成本 何谓腐败?舍雷夫 (Sheleifer, A.) 和维西理 (Vishny, R.) 把它定义为“政府官员出售政府产权以谋求私利的行为”1。巴丹 (Bardhan, P.) 则用委托-代理关系来定义:“腐败是指基于私利而运用公共机构, 其中得到公众 (委托人) 授权从事某些活动的官员 (代理人) 从事了不易被委托人监督的谋求私利的不良活动。”2比如说, 政府官员通常为提供许可证、执照、护照, 为在海关放行或者为禁止竞争者进入市场而收取贿赂, 也就是说, 他们个人对政府官方拥有的商品加了价。因此, 腐败就其实质是钻现行制度的空子, 趁提供公共的“政府品”之机, 进行权力寻租。人们之所以需要这类政府品, 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使用价值, 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一种权利, 使人们能够合法地从事否则就无法从事的经济活动。据此, 我们考察的腐败主要指由于考虑到家庭或私人团体的金钱或非金钱利益, 偏离公共角色的职责规范或者违背某些法规而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贿赂 (运用报酬改变委托人的判断) 、裙带关系 (以亲疏关系而非实际绩效用人) 、不正当的占有 (非法占有公共资源以供私用) 和不正当的使用 (在履行政府公职应尽的义务时收取额外的报酬、挪用公共资金进行房地产或股票投机) 等等。 为了探讨腐败的形成机制, 可以就政府生产的有代表性的商品, 如护照、通行证或许可证等, 构造一个简化的模式。假定该商品是同质的, 私人部门对它的需求曲线为D (p) 。假定该商品由一个官员来出售, 他有机会控制该商品的供给量, 尤其是他能够决定不向某些人供给这种商品。迪索托 (De Soto) 甚至认为, 诸如许可证之类的商品之所以存在, 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使官员有权利扣压这些商品并在提供这些商品时收取贿赂。 为简便起见, 假定官员与这些商品的生产成本不相关 (因为有政府生产) 。现在的问题是, 官员提供这些商品的边际成本 (MC) 为多少?为此需要区分两种情形。其一, 不带偷窃性的腐败, 即官员实际上向政府交回商品的官方定价 (如图1所示) 。这种情形下, 官员提供商品的MC即为官方定价p。比如说, 当官员按官方定价加上贿赂出售一个许可证时, 他个人保留贿赂 (Bribe) 而把p交给政府, 因而p即是他的MC。其二, 带有偷窃性的腐败, 即官员隐瞒销售行为, 根本不向政府上交任何东西 (如图2所示) 。这种情形下, 买方付出的价格即为贿赂, 甚至可能低于官价。比如海关官员私人收取低于关税的贿赂即让货物过关, 而不交给政府一分钱, 这时官员的MC为零。这两种情形的实质是相似的, 所不同的只是官员的MC, 在前者中, 腐败抬高商品的总价格, 而在后者中, 却压低其价格。显然后者对于买方更有吸引力, 对以下两个图的比较可以显示出这些差异。 这个模式尽管简单, 但是却说明了腐败基于官员间的竞争或者消费者间的竞争而得以扩散的几种可能的机制。首先, 腐败可能通过官员间的竞争而扩散。如果官职在官员之间是通过一个拍卖机制来分配的, 其中谁付出的多谁就得到它, 则潜在的不受贿的官员根本就付不起官职的费用, 相反, 那些受贿多的人会给高层官员付出更高的代价以谋求官职。这样, 在极端情形下, 官员间的竞争将使得官员们竞相收取高额贿赂。著名经济学家梯若尔 (J.Tirole) 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官员是廉洁或是腐败会形成一种“集体声誉” (collective reputation) , 既有的官员越是腐败, 那么新来的官员越是可能接受甚至参与腐败活动。3 其次, 腐败可能会通过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而扩散, 尤其是对于带有偷窃性的腐败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买主之间的竞争。假如买主A能够比B更为便宜地买到政府商品, 则A很容易在产品市场上胜过B。因此, 任何稀缺资源的买主都会试图通过各种途径绕过市场机制, 比对手更便宜地获取到资源或者某种特许的权利;而且假如某个买主A会贿赂官员以降低其生产成本的话, 买主B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可以想见,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