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德与乐德论乐的性质及其义理化进程.docxVIP

乐德与乐德论乐的性质及其义理化进程 最近，对《音乐经》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学界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乐经》的成书及其性质问题1。我们曾对孔子编订《乐经》的可能性作出推测, 认为《乐经》确实存在过。但对其性质却未详加探讨, 本文试论之。 《乐经》在先秦只称《乐》, 《乐经》是后起的提法。《乐》和《乐经》称呼的不同, 代表了由实用性到义理性的转变, 也即由器数到义理的转变。孙希旦言:“《乐》以义理为本, 器数为用。古者乐为六艺之一, 小学、大学莫不以此为教, 其器数, 人人之所习也, 独其义理之精有未易知者, 故此篇 (按:指《乐记》) 专言义理而不及器数。”2故可知, 古人言乐有器数、义理之别。器数者, 即《汉书·礼乐志》中“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的制氏所执掌的“铿鼓舞”;义理者, 则是“不能言其义”之“义”。但《乐》之义理、器数有别并非开始即然, 而是伴随雅乐的形成与解体由合到分。因此, 要想弄清这一问题, 需从诗乐关系的角度入手, 对《乐经》形态的发展进行讨论。 一、 诗、乐、舞的一体 文献记载古乐起源甚早, 《吕氏春秋·古乐》载有从朱襄氏到西周初的古乐制作。早期之乐多具实用性, 如朱襄氏作五弦之瑟本为求雨, 与巫术有关。葛天氏之乐则“三人操牛尾, 投足以歌八阕”, 说明已是较为成熟的歌舞表演。在此过程中, 古乐演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但更大程度上是声、音、歌、舞等多位一体的自然发展形态。 直至西周, 礼乐观念才得以确立。传周公摄政六年, 曾有制礼作乐之事。《礼记·明堂位》载其“朝诸侯于明堂, 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亦载:“周公摄政君天下, ……制礼作乐, 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作”之义, 《左氏会笺》言:“一则创造, 一则修复。”3故周公之“作乐”当有二意:其一, 即修复前代古乐纳入周乐系统。《周礼》载有六代古乐, 由大司乐掌之。《春官宗伯·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 以治建国之学政。……以乐舞教国子, 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中除《大武》为周乐外, 其余均为上古之乐:《云门》、《大卷》传为黄帝乐, 《大咸》传为尧乐, 《大韶》传为舜乐, 《大夏》传为禹乐, 《大濩》传为汤乐。其二, 因袭前代古乐创制周代新乐。《今本竹书纪年》卷七载:武王十二年, “作《大武》乐”;成王八年, “作《象》舞”。其中《武》、《象》之乐均传与周公有关。《吕氏春秋·古乐》:“武王即位, 以六师伐殷, ……乃命周公为作《大武》。”又言:“成王立, ……商人服象, 为虐于东夷, 周公遂以师逐之, 至于江南, 乃为《三象》, 以嘉其德。”故周公对古乐的继承, 主要是保存其原初形态的同时, 将其纳入西周祭祀系统中, 赋予其新的文化蕴涵, 最终确定了乐的经典地位。 由此延伸, 周乐的形态, 是强化了诗、乐、舞的三位一体的基本含义。“制礼作乐”中“作”之本义, 就有集诗、乐、舞三者于一体的意味。程大昌《诗论三》云:“既曰作, 则翕纯皦绎, 有器有声, 非但歌咏而已。”4故周公作乐之时亦兼具诗、乐、舞三端, 这是对原始社会音乐艺术形态的保留。不可否认, 诗、乐、舞一体是人类幼年时期最为显著的艺术形式。但这一基本形态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也经过了由自然声腔到综合性艺术长期自发的发展过程。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 大庭以还, 渐有乐器, 乐器之音, 逐人为辞, 则是为诗之渐, 故疑有之也。……大庭有鼓籥之器, 黄帝有《云门》之乐, 至周尚有《云门》, 明其音声和集, 既能和集, 必不空弦, 弦之所歌, 即是诗也。”5递相传承, 不断延续, 最终形成诗、乐、舞一体的综合形态。 周乐经典地位的确定, 在于将诗、乐、舞三位一体作为朝廷礼仪用乐, 并将之作为雅乐的基本模式。这一基本模式是对夏乐、商乐传统的继承, 也是对此前音乐原初形态的延续。因而上古乐论立说时, 常从乐之自然形态展开, 如《乐记》云:“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声相应, 故生变。变成方, 谓之音。比音而乐之, 及干戚羽旄, 谓之乐。”论述了乐之整体概念的形成过程:由声、音、律、舞等相次而成。所谓“比音”即是使合于律。人感物而发“声”, 而“单出为声”5, 禽兽亦能, 《乐记》即言:“知声而不知音者, 禽兽是也。”不过, 禽兽并不能表达情感, 因此歌辞还需人声——“歌” (《释名·释乐器》曰:“人声曰歌。”) 来表达, 《汉书·艺文志》亦言:“故哀乐之心感, 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 咏其声谓之歌。”歌是表达人类情感的。歌协于律就是“圣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 然后谓之音”。郑玄注言:“宫商角徵羽杂比曰音。”5而乐则是音“及干戚羽旄”, 又将舞蹈加入进去。这里虽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