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的管理思想.docxVIP

明清晋商的管理思想 一、 明清时期金融繁荣的历史起源 (一) 多边关系的水质管理体制 宋代以前，金商和其他商业模式没有显著优势。进入明朝,晋商异军突起,在所谓的“十大商帮”中,独领风骚,居群帮之首。晋商的兴起,与明朝推行的“开中法”有着密切关系。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为了巩固其政权,阻击退于漠北的蒙古族残余势力的侵扰,加固修整了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并设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即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统称“九边”,派重兵驻守。“九边”驻军达80余万人,军马30余万匹,所需的军需物资都由内地供应。针对军需物资的运输,明政府推行了“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就是官府利用对食盐的专卖权(食盐的销售由官府控制),规定商人将军需物资运送到边关,领取一定的“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取食盐,再到官府规定的销盐区销售,从中获利。此时的晋商,抓住了这一良好的发展机遇,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药物与商路的关系 晋商的兴起,与所处的地理区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山西东倚河北,北靠内蒙古,西临陕西,南与河南接壤。可以说,山西位扼通衢,连南接北,承东启西,因而成为东西南北商路的要冲,成为运往长城延线边防重镇所需军需物资的枢纽。山西商人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而捷足先登,将大量的军需物资运送到边关,于是一批晋商便在三晋大地上发展起来。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开中法”的废止,晋商成为内蒙古游牧经济区域与中原农业、手工业区域商品交换的“路当孔道”。 (三) 清康乾年间对俄贸易政策的运用 进入清朝,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平定了各地叛乱,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势力,对新疆和西藏也实行了有效的统治,迎来了“拓疆万里”中外一统的盛况。到了乾隆时期,呈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政权巩固、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康乾盛世”达到了顶点。据统计,顺治九年(1652年)国家岁收入只有2 428万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超过了7 000万两。 在对外贸易上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那时的清政府,凭借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以为“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同时,清政府还害怕外国商人同中国沿海人民交往,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因此,清政府对于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一直采取限制政策。更有甚者,在1757年,清政府决定关闭所有东南沿海口岸,只允许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并交纳很重的商税。相反,清政府分别于1689年和1728年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中俄边境线上,并不限制对外贸易,形成了东南封闭而西北开放的对外贸易局面。因而,为晋商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发展对俄贸易,大大促进了晋商财富的积聚。 康乾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促进了生产发展。同时,后来的清政府整顿赋役,通关恤商,促进商品流通。由于商业贸易的兴旺发达,不同地域间资金的调拨成为限制商品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客观上迫切需要解决不同地域间现金收解和债务清算。晋商审时度势,顺应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客观需要,创设了票号。晋商也就从商贸领域拓展到了金融领域,“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票号的诞生成为晋商走向辉煌的重要标志。 (四) 预测商情,长在智的经营之道 山西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特别是从尧舜到夏初,一直是华夏的政治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晋与三晋都曾是商品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富商大贾的涌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像春秋时期的猗顿、计然,战国时期的白圭、段干木等,这些名扬四方的大商人,在他们的经商活动中提出一系列的商贸理论。晋国流亡贵族的后裔计然,提出了一套预测商情的理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p964)晋国商人猗顿,曾是“鲁之穷士”,后来拜范蠡为师,学习经商致富之道。范蠡指点他,“子欲速富,当畜五”,从此,猗顿来到晋国的猗氏(今临猗县)经营畜牧业,10年间成为“赀拟王公,驰名天下”的大富商。以致韩非把他的财富和地位同天子诸侯的权势和尊荣相提并论。“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p965),跟计然一样,提出了一套预测商情的理论,主要是“乐观时变”,善于捕捉市场信息,把握好贸易时机。他的贸易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也就是通过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囤积财货,等待时机,以便获得巨额利润。他的这套经商之道,成为当时和后世商人遵循的“生意经”。因此,他被尊奉为商界的祖师。三晋人经商,历史久远。在经商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商贸理论。明清晋商正是继承和光大了晋与三晋商业文化,在历史积累的商贸理论的指导下,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二、 明清晋商会计人员的管理思想与“称雄” 明清晋商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商业文化,同时也弘扬了儒家优秀的管理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