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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理论在旅游规划和管理中的应用 1 环境容量lac理论 中国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如风景如画的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覆盖着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总面积的14%以上。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中的核心问题。许多管理者,将解决这一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游客环境容量”这一“数量”概念上,认为只要算出游客数量,就万事大吉,就可以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环境容量1作为一个概念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但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数据游戏”,则会在实践中带来很多负面效果。由于在资源保护和管理过程中,发现了作为数据的“环境容量”的各种局限,美国国家林业局的科学家们于20世纪80年代在游憩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发展出LAC理论(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即“可接受的改变极限”。它以一套9个步骤的管理过程来替代单纯的“环境容量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规划和管理之中,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环境容量研究 环境容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38年,是由比利时的数学生物学家P.E.弗胡斯特(P.E.Forest)提出的,随后被应用于人口研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移民等领域。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相关的游憩环境容量(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对国家公园的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或饱和点(Saturation Point)进行研究,1964年,对游憩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出现。这一年,美国学者韦格(J.Alan Wagar)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具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韦格认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游憩使用量。1971年里蒙(Lim)和史迪科(George H.Stankey)提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水准给旅游者使用,而不破坏环境和影响游客体验的利用强度。1971年,里蒙和麦宁(Manning)建议将环境容量分成如下4种类型进行研究:生物物理容量(Biophysical Capacity)、社会文化容量(Social-cultural Capacity)、心理容量(Psychological Capacity)和管理容量(Managerial Capacity)。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游憩环境容量研究的高峰年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主要大学几乎都有学者研究环境容量问题。 研究者们发现环境容量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很诱人的概念,但如果将环境容量简单地理解成数字问题或数学计算的话,在实践中往往得到失败的结果。因为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字来讲,变量太多,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至少有4个原因使得确定环境容量的数据变得很困难:(1)环境容量体系很复杂,笔者曾将环境容量分为18个子容量,每一个子容量都包括很多变量,这几乎不可能计算出一个准确甚至较为准确的环境容量数据;(2)游客的旅游目的不同,而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会产生不同的环境容量数字;(3)只要有使用,环境就会产生变化,困难在于人们很难确定“多大的变化是太大的变化(HowMuch is TooMuch)”;(4)应用游客人数作为环境容量的唯一指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是在游客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游客行为、小组规模、游客素质、资源状况、时间和空间等因素对资源的影响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打一个比方,为了保护两片同样面积为1000m2㎡的、同样草种的草地,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第一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躺在草地上读书的人,第二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一小时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对草地不同的影响结果。这是不同的行为类别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同理,两片同样为1000m2的草地,一片为耐践踏的野牛草,另一片为娇嫩的百慕大草,同样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假定两片草地进去的全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完全相同,一小时后两片草地的保护状况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资源敏感度对环境容量的影响。进一步假设,两片同样为野牛草的1000m2草地,使用者还是各100名扭秧歌的人,第一片草地上的人100人为一个大组,集中在100m2的场地内活动,第二片草地上的100人,分成10个小组,每小组10人进行活动,每组占用100m2的空间活动,一小时后这两片草地受到的破坏还是不同。这是空间分布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再来假设,还是两片草地,同样为野牛草,使用者还是那些扭秧歌的人,同样规定环境容量为1小时100人,两边草地上的人都是100人一个大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