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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南海号第二次试掘所见墨书林上研究 中国的古代海上贸易活动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领域。前人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形成了许多研究方向和课题。现存的历代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乃至有关的碑记等,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仅凭这些信息尚不足以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楚直观的面貌,实物证据仍旧不可或缺,这就需要相关考古发掘工作的拓展,如重要的口岸遗址、古代沉船遗迹等方面的探查和发现。在各种遗迹现象之中,墨书作为记录、表达某种意涵的载体,往往具有明确的指向意义,使相关问题能够得到确实的证明,虽为一个相对微观的研究角度,却对把握古代中国海上贸易活动的情况颇有裨益。然而,此类墨书文字大多为只言片语,目前相关研究很多还停留在推测的层面,仍旧需要新的发现以及更为深入的分析研究来加强认识和理解。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南海Ⅰ号”出水墨书“林上”的意涵进行初步分析,并就所涉及的问题加以探讨。 一 关于“纲”和“纲司”的讨论 日本学界在很早以前业已开始着手陶瓷墨书研究,主要围绕博多遗址群中出土的众多墨书陶瓷展开,而这些陶瓷也是宋元时期中日贸易繁盛的明证。日本学者肯定了墨书与中国的关系,并进一步认为博多地区在当时聚集了大量的宋人,是宋朝商人在日本的聚居地和交易据点,同时推测宋人内有很多是同姓、同族的。池崎让二对墨书细致分析后将之分为中国人姓、数量、日语假名、花押等几类,而佐伯弘次更根据内容将墨书分为8个类别,并且否定了其与对元战争的联系,认为是宋代中日贸易的产物。大庭康时则根据遗址灰坑内出土被火烧瓷器的遗迹现象,证实墨书应该是起运之前在中国书写的。另外,近年小野裕子撰文对鸿胪馆、香椎B、箱崎、熊本县祗园等遗址出土的墨书文字进行了综述,与博多遗址群出土墨书加以比较分析,据此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回应,并谈及中国学者黄建秋关于墨书“上”、“中”、“下”是表示货物位置记号的观点。 在墨书研究过程中,日本学界一直非常重视对“纲”字的分析、推断和阐释。山本博最早于1931年认为当时出土的墨书“张纲”是人名。此后冈崎敬提出“纲”字是“纲首”的省略形式,这种认识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支持,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认识。其间,森本朝子在分析过墨书陶瓷的质地之后,认为“纲”字并非纲首的省略写法,而是指纲首所率领组织的记号。而龟井明德则提出另一种非常有力的观点,否定纲首省略说,认为“纲”是货物运输过程中的包装编组单位。笔者赞同此种说法,除了龟井明德提出的理由,在中国文献中关于“纲”作为货物编组单位的说法也有一定依据,同时博多遗址出土墨书文字中还有数字加纲的组合,如果纲是纲首的略称则无法解释得通。但是,“纲”还有单独出现的情况,如此编组单位的解释则又略显牵强。另外,博多遗址及新安沉船木牌签中又见到许多墨书“纲司”,其在日本文献当中有非常清晰明确的记载,应是指船舶的负责人,据龟井明德研究认为“纲司”是宋元时期日本对于纲首的称呼。总之,“纲”和“纲司”的情况需要区别对待,而在出现更为明确的证据之前,对“纲”字的解释尚无法定论。 墨书问题在中国学界引起的关注度不高,专门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大多是在探讨其它问题时有所涉及。黄建秋较早对墨书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思考,综合中日发现的各类汉字墨书深入探讨了相关的问题,主要贡献在于根据博多遗址发现的墨书“直”字字形及其变体进行的归类和分析,而对于种类繁多的“直”字变体,黄建秋认为是“直”字在使用过程中性质逐渐演变成所有权的标记和符号。博多墨书以及至今“南海Ⅰ号”所见墨书中多见“直”字单独出现的情况,如仅是置办之意则毫无意义,那么这些变体“直”字则必须具有标识所有权的功能,只是更为多见的姓名加“直”字的组合则令人觉得,不草写姓或名的某个字,而单写一个“直”字作为记号有些费解。 陈高华初步分析福建泉州宋代古船木牌签墨书后,认为其中“南家记号”和“南家”应为金、元两代北方统治者对南方汉人的鄙称,并由此推断船主的身份是“南人”以外其他等级的人,“干”字则是指替官僚或地主豪门管理私人产业的“干人”。庄为玑、庄景辉则对这批墨书展开了更为细致的分类,根据其意涵分为职称、商号、人名等三大类,并否定了陈高华的观点,认为“家”是商店和手工业作坊的名号,“南家”则是指专门经营南洋货物的商店,而“干”则是指市舶司内职级不高的干办公事官“舶干”的省称。需要说明的是,这批墨书内多见“记”字,比如“曾干水记”、“林干水记”、“吴兴水记”等,而稍早的北宋末期,景德镇制瓷作坊在商业宣传语中就已经出现了如“许家合子记”、“吴家合子记”等字样,两者在结构上颇为相似,都是名称加行业名加“记”字。鉴于此,笔者认为这些带有“水记”字样的墨书其实是指经营水上贸易的商号名称,而至今在南中国很多地区仍有用“记”字表示记号的习惯,其中很多时候用作商家的名号。 张勇曾撰文介绍福州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