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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经典《ag》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诗经》,即《未来的诸经注》,其又分以下几种 历史学家更受关注的说法是，伊斯兰教在2世纪（651年）传入中国。作为伊斯兰教的源典,尽管《古兰经》文本入华晚于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但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首次领受《古兰经》启示,即标志着它的问世角度来看,唐永徽二年前后第一批阿拉伯穆斯林入华,就意味着《古兰经》传入了中国。 《古兰经》传入中国的形式有两种——口传和文本,分两个时期。根据现有资料,前者是唐宋时期来华的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代代口传心授《古兰经》。后者最早是元朝撒拉族祖先阿合莽和尕勒莽两位穆斯林将军,从撒马尔罕用骆驼驮入中国的手抄本《古兰经》(现珍藏于青海省循化县街子清真寺),标志着《古兰经》文本正式传入中国(约1255—1259年)(P439)。尤需指出的是,1318年(元仁宗延佑),“一部中国人用阿拉伯文书写的《古兰经》手抄本完成,被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抄写人署名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阿布都拉哈曼。它虽然不见得是中国最早的手抄本,但却是第一部被完整保留的手抄本”(P440)。 《古兰经》入华数百年后,其注释典籍也逐渐传入中国。根据刘智《天方典礼》采辑的书目1,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书目中,就有《宝命真经》(即《古兰经》)及其注释典籍的书目和科目,如《嘎最真经注》《咱吸德真经注》《大观真经注》。近现代以来,中阿文化交流使然,《古兰经》注释的更多名典传入中国,如泰伯里的《古兰经注释总汇》、古尔泰卜的《古兰经教律总汇》、伊本·凯西尔的《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等。 明清时期,《古兰经》注释的若干部典籍在中国穆斯林中流传和研读,昭示着《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和注释必将在中国开始和发展。 一、 《诗经》译经的基本情况 《古兰经》的中文注释历经两个阶段,即先翻译后注释与译注兼而有之的渐进过程。换言之,如果没有翻译,也就没有注释。译经为注经奠定了前期基础,这与世界范围内《古兰经》译注出现的方式基本一致。因此,谈注经必先言译经。 根据我国学者林松教授的研究,《古兰经》的中文翻译,“主要是从零星摘译到重点选译,发展到全文统译”,共有三个阶段,呈现三种类型(P10-16)。 (一) 刘智“世赞归主、化育万物” 史载,中国伊斯兰教自唐至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古兰经》仍“未经汉译”。因此,见诸文献的《古兰经》译文,主要是指清初王岱舆、马注、刘智等穆斯林学者著书立说时零星摘译的经文片段。彼时,这些学者虽感到译介《古兰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由于对其神圣性的尊崇,因而他们对译经持谨慎态度,故没有纳入他们的学术日程。即使著述颇丰的一代宗师刘智,也因认为“天经圣谕,皆本然文妙,勿庸藻饰。兹用汉译,或难符合。勉力为之,致意云尔”(P9),而仅仅在《天方至圣实录》卷7、卷13和卷15中,如履薄冰地翻译了《古兰经》的三个微型短章,即第1、110和111章。刘智对这三个短章的翻译,是中国学者翻译《古兰经》某一整章的尝试和开始,堪比先知穆罕默德的波斯籍圣门弟子赛勒曼·法尔斯翻译《古兰经》首章在《古兰经》翻译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从翻译的“信、达、雅”来讲,后人仅从刘智的翻译,不难窥见那个时代著名学者对经义的理解程度和精确把握,以及直接将经义译为中文的精深学术造诣——“世赞归主,化育万物。普慈独慈。执掌公期。吾惟拜主,唯求主助,导吾正路!是夫人路,主福之者,非祸之者,亦非迷路。”(P114) (二) 出版对本文献的开发 这种翻译方式,主要是中国穆斯林学界重点性地选译穆斯林易于背诵和理解的一些经文,选择范围为《古兰经》第1章、第2章前5节,以及第30卷的一些短章2。此外,亦不乏学者从分类的角度,有针对性地选译经文,如北京伊斯兰教协会于1992年出版杨品三编译的《古兰经分类选译》。重点选译的成果主要是,1899年昆明刻印的马联元的《孩听译解》;1921年上海木刻杨敬修的《亥贴注解》;1924年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李廷相的《天经译解》;1928年北京刻印的《琐雷释义》(翻译者不详);1941年香港中国回教学会出版伍特公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详解》;刘锦标的《可兰经选译本笺注》(出版年不详);香港穆斯林布道会印刷马达五译述的《法谛哈》与《古兰选读》(出版年不详);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研究部与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于1981年出版的《古兰经选》;1981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林松的《古兰经文选》;1987年美国伊斯兰古兰经研究中心出版发行美国华裔穆斯林高浩然阿洪选编的阿汉文对照本《古兰经每日一句》。 (三) 《诗经》专四道德专四本 中国最早统译《古兰经》的学者,当是清末穆斯林经师马复初翻译的《古兰经》前20卷,名为《宝命真经直解》,但大部分译稿毁于火灾,仅存5卷,1927年由上海中国回教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