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大传》名实考.docx

《尚书大传》名实考 《尚书传》是汉代伏圣学派对《尚书》的解读（本文简称“伏先”）。它具有很高的经典价值、文献价值以及独特的教育价值、先秦历史、先秦礼学研究等意义。然而或因其早已亡佚(今可据者唯清儒辑本而已),长期以来该书并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诸多有关问题的探讨都尚属欠缺甚至空白, 称名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尝试对该书的原初名、 后起名、后起名的产生时间等作初步探讨。 一、 《汉志》著录“伏著”作“传” 关于《尚书大传》的原初名,一种观点认为, 先有“大传”之称,后来“去掉‘大’字”1;另一种则认为,旧题但名“传”,后乃增益“大”字2。 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们试图从该书撰成时代或稍后的文献记载、书目著录以及称引用名等三个角度,进行一番考察。 首先,关于“伏著”的撰作原委及原初称名, 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曾作过明确的绍介。《玉海·艺文》 “尚书大传”条载:“《中兴书目》:按郑康成《序》 云:‘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授之。音声犹有讹误, 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 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3郑玄曾为“伏著”作《注》(见《后汉书·郑玄传》),这里的 “郑康成《序》”即是其《注》之《序》。在此《序》 文中,郑玄言及伏生学派的传授以及“伏著”的撰作,“名之曰《传》”则明确揭示了该书原本称“传” 而非“大传”。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硕儒,所处时代又距“伏著”成书未远,其言当可据信。此段《序》 文,在南宋淳熙五年为陈骙等编纂《中兴馆阁书目》 时所引录,宋末复为大学者王应麟纂辑《玉海》时所转引。“伏著”及郑《注》约于宋时开始散佚(王应麟或已不得见),至明而亡;《中兴书目》也在元明之际的历史更迭中佚失。此段《序》文,端赖《玉海》得以留存,对于考察“伏著”原初称名,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4 其次,汉代的藏书目录著录“伏著”书名作“传” 而非“大传”。《汉书·艺文志》载:“《尚书古文经》 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诂》二十九篇。”5尽管未署作者,但从排列顺序、称名方式以及解经体式发展之通例判断, 这里的“《传》四十一篇”就是指“伏著”。6作为《汉书》十《志》之一,《艺文志》旨在反映西汉一代藏书之盛。1它的编纂,以《七略》为蓝本“删其要”而成,除了删削一些题下注释文字外,可谓基本完好的保留了《七略》的著录内容,使我们在 《七略》久已亡佚的今天得以睹见其原貌之大略。 当然,《汉志》并非简单依缘、删节、钞胥《七略》 而成,而是根据“以备”《汉书》“篇籍”的需要, 作了相应的改造。具体到所著录图书的种类与名称方面,则有诸如增删和更名之类的变动。然而我们认为,此“《传》四十一篇”之“传”的著录,既非班固增入2,也未经班固更名3,故而不在改动之列。 所以,《汉志》对于“伏著”名“传”的著录,完全是承袭自《七略》而来,存留了《七略》的面目, 负载了《七略》的信息,充分彰显了《七略》保存 “伏著”名称的价值。 再者,从“伏著”成书不久被称引时的用名来看,确为“传”而非“大传”。传世文献对于“伏著” 的称引,以《春秋繁露》为最早,其《同类相动》 引“尚书传”云云4,正见于“伏著”之《大誓》 篇5。董子生活的年代处西汉中前期,距“伏著” 诞生的西汉初期,少则数十年,至多不过百年,其 “尚书传”之称,自是最大程度上接近“伏著”原初名之真实。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伏著” 初名“传”,而非“大传”。 二、 东汉“伏著”称“大”的形成年代 “传”前冠以“大”字,究竟始于何时,文献没有确切的记载。其大致的时间范围,则可根据早期用例的出现时间,作一约略的推考。 就笔者阅读所及,终西汉一代,未有见称“尚书大传”者,此名东汉始出,较早者:《白虎通》中10见6(《礼乐》《诛伐》《王者不臣》《瑞挚》各1见,《灾变》《巡狩》《三正》各2见),《论衡》中2见7(《顺鼓篇》《指瑞篇》各1见)。(引文涉及“伏著”之《尧典》《皋陶谟》《禹贡》《高宗肜日》《洪范五行传》《嘉禾》以及《略说》诸篇8)自有“尚书大传”名,始有省称作“大传”者,较早者:《汉书·刘向传赞》和《论衡·讲瑞篇》中各1见。这些用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基础,以下我们考察他们所在文献的形成年代,并据以对“伏著”开始称“大”的时间作较为细致的认知。 《白虎通》、《论衡》和《汉书》这三种文献, 共属东汉前期。作为东汉初年著名经学会议白虎观会议的文献记录9,《白虎通》的撰作当在会议召开之年即章帝建初四年(79年)或稍后;《论衡》的撰作,则是一个“断断续续撰写、修改、整理、补充”10的过程,“草于永平(58-75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