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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与李嘉图等价定理 一、 对公车的净财富和跨时配置行为的影响 巴罗在金融和金融理论方面的最受关注贡献的贡献是1973年的经典文章。在讨论“公共银行是家庭的净财富”时，李嘉图的等式化理论成功地恢复了。这是迄今为止最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此后, 他以这篇经典文献为基础, 深入分析了公债对私人净财富和跨时配置行为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 甚至他对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也是以其在“李嘉图等价定理”中萌芽的“实际均衡不过是私人经济主体与政府理性博弈的结果”为思想基础的。 (一) 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对全社会构成重大支出的最优消费路径 巴罗 (1974) 通过一个世代交叠模型证明:假定: (1) 政府只能采取现在收税和发行公债两种方式来为支出融资, 且不能采取蓬齐对策 (Ponzi schemes) 或者连锁信方法; (2) 实行总额税; (3) 未来没有不确定性; (4) 资本市场完美; (5) 个体长生不老, 那么, 对于给定的政府支出路径来说, 其在发债和税收之间的选择是不重要的。因为理性的私人个体关注的是税收现值, 如果税收的时间安排并不能使之发生改变, 那么个体的净财富就没有因此而发生损益。所以, 以暂缓征税方式出现的赤字不会改变代表性个体的最优消费路径;与之对应, 政府储蓄的暂时下降会被私人合意储蓄的相应上升所弥补, 其结果是国民储蓄的总水平不变。进一步地, 整个经济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密集程度也不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 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总需求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是就是所谓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或“债务中性假说”。其精髓就是经济学家们的口头禅:“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公债来说当然也不例外 (Barro, 1985) 。 当然,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前提假定是过于严格且缺乏现实性的, 这意味着其更适合作为一种理论基准, 而缺少了能够进行检验的经验内涵 (罗默, 2001) 。鉴于此, 巴罗对标准的“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拓展, 探讨了当其某些前提更为现实化后可能出现的结果。 1. 高税率财富含过充放电的捐赠 给定其他条件不变, 即使个体生命是有限的, 只要在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代际转移支付 (比如遗产或馈赠) , 该定理依然成立。因为在对子女怀有利他精神的父母看来, 当前的低税率只不过是财富从子女向自己的转移, 它对整个家庭的净财富没有任何实际影响 (Barro, 1999) 。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 增加储蓄以补偿子女最终不得不面临的高税率。从这个意义上说, 如果以家庭作为私人决策的单位, 它就可以被近似地看作是长生不老的。 2. 发行债券的家庭法 给定其他条件, 如果私人资本市场不完美, 那么政府向某一家庭发行债券, 就相当于是在代替别人向该家庭借款, 即使得高到贴现率家庭向低贴现率家庭的借款成为可能。如果政府能够比私止债券的发行 (Barro, 1974) 。 3. 政府是为垄断者 此时, 如果政府是此类服务的一个完全竞争性的提供者, 其发行债券的净财富效应就为零;如果政府是作为垄断性的提供者出现, 公债的发行就存在净财富效应;但是, 如果出现了过度的流动性服务供给, 就可能导致负的净财富效应 (Barro, 1974) 。 4. 负债结构变化、资产负债风险时影响家庭资产资产 如果总额税为已知, 只是与之相关的利息支付不确定, 这对私人的资产负债表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此时私人完全可以通过持有公债而完美地规避由此导致的税负波动风险。但是, 如果人际相对税负的变化是完全随机的, 这就意味着持有公债不能达到对税负风险的完美规避, 此时, 因税收体系的性质和私人保险市场安排的交易成本的不同, 公债发行与私人资产负债表总体风险的变动可能正相关, 也可能负相关。如果此时私人保险市场不能无成本地提供避险安排, 那么, 公债的增加将导致私人资产负债表中的风险出现净增加, 即引起家庭有效财富的净下降。作为对此的反应, 代表性家庭就会提高储蓄水平、把部分资产从风险较高的资产转向风险较低资产。但是, 如果税收具有收入补偿特征, 同时在私人保险市场上做出避险安排的成本也较低, 那么, 公债发行的增加将有利于降低私人资产负债表中的总体风险。 (二) 预期税率的战时稳定性 如果税收体系采取的并不是定额税, 而是根据私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征税, 那么, 即便政府支出的现值给定, 私人的行为选择也不仅依赖于其对税收现值的看法, 而且还依赖于税收的时间安排。换言之, 政府税收的时间路径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巴罗从公共财政理论“最小化税收所造成的资源净损失成本”的视角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分析。 假定对劳动的征税是在各期分别进行, 如果各期税率不同, 理性的私人经济主体必然会在不同时期以增减市场工作量的方式进行避税, 由此产生的调整成本会给经济带来净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