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发愤著书”说.doc

PAGE PAGE 9 “发愤著书”说钩沉 纵观整个中国古典文论史，虽然处于正统和主流地位的儒家文艺思想所要求于艺术家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仪”，是“主文而谲谏”，是“温柔敦厚”，但艺术家们仍然走出了一条叛逆之路，从“诗可以怨”中发挥出来的“愤”的意义，在历代文论中都有所申张并形成了一条颇为鲜明的脉络，这条脉络大约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园有桃》）——“诗可以怨”（《论语》）——“发愤以抒情”（屈原《惜诵》）——“愤发于中而形于外”（《淮南子》）——“发愤著书”（汉《史记·太史公自序》）——“蚌病成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之一）——“不平则鸣”（唐，韩愈《送孟东野序》）——“穷而后工”（宋，欧阳修）——“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王安石《李书李文公集后》）——“不愤则不作”（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金圣叹、张竹坡、蒲松龄等……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一部古典文论史的“愤”史。它体现出来的核心精神就是“穷而益坚”、“任情独立”。 如果说《诗经》中的部分诗句说明了诗以告哀，诗以解忧中包含有“发愤”的因子，但那毕竟太微弱。“发愤”一词首见于《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此处的“愤”则指一种心理情绪，朱熹《论语集注》注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而《论语》中大约可以运用到文艺创作上的“发愤”之说，主要还是《阳货》篇中“诗可以怨”这一句，虽然后代阐释“《诗经》”的经学家们为“怨”规定了“怨而不怒”的内容，但在孔子时代，“怨”中仍然可以包含有一定的“愤”的情绪的。 在文艺创作的意义上首次明确应用“发愤”一词的是屈原，《九章·惜诵》中说：“发愤以抒情”，说明自己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主要是出于“愤”，与之同等的还有“怨”、“忧”、“愁”等用语。西汉刘安更是在《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明，人的内心愤懑之情必须通过外在的行动给予渲泻，“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则愤，愤则怒，怒则动，动则手足不静”，还在《汜论训》中说：“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在《修务训》中说：“夫歌者乐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把屈原及淮南子等人的“愤”与“作”之间的关系正式在创作领域确立下来，视为历代文人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并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人物是《史记》的撰写者，西汉司马迁。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感同身受，归纳出了“发愤著书”说。二是在《史记》中为文学家立传，对作家生平事迹及作品展开评论，推动了古代作家论和作品评论的发展。此处主要阐释其“发愤著书”说的主要内涵。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与这一段叙述只有少量字词出入的表达也可见于司马迁《报任安书》：“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文要想要立德立功的机会很少，便转求立言，人常常是在横逆固穷的环境下，受激励而发愤完成伟大的事业，创作出伟大的著作：比如，周文王被拘禁而后推演出《周易》；孔子遭困厄而后写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创作出了《离骚》；左丘明双眼失明，于是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断了双脚，《兵法》才编写出来；吕不韦被贬流放蜀地，世上才能流传《吕览》；韩非被秦国囚禁，著述了《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人圣人为抒发他们的愤懑之情而创作出来的。由于这些人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胸中郁积着愤懑的情绪，所以才追述往事，希望未来的人能了解自己。 司马迁身受腐刑，堪称奇耻大辱，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