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布斯的公民哲学.docx

论霍布斯的公民哲学 19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霍布斯是一个年轻的人文主义者）非常渴望修辞。在那之后，他对科学的兴趣转移了他对修辞的热爱。在那之后，霍布斯终于意识到，“城市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规则，也是雄辩的方式。”。(P4)古典修辞术对道德的相对主义态度激起霍布斯对修辞术的无比反感,他在克服这种道德相对主义态度的同时,也改变了古典修辞学家关于积极公民以及好公民的理想。霍布斯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科学的公民哲学,而这包含“两种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理性,一是修辞”。(P4) 一、 逻各斯的观念 哲学推理能否运用修辞学的华丽语言呢?这个问题早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就有了答案,苏格拉底批评智者派华而不实,说明他已经截然区分开了哲学和修辞学,他称前者为“明智思索的科学”,称后者为“雄辩演讲的科学”。苏格拉底说,一个人从事哲学(即辩证法)是为了教导,学习修辞学则是为了取悦,这是因为哲学的目标是真理,而修辞学的目标是说服;哲学不偏不倚地追求善和正义,修辞学则以愉悦人的方式求取权力。也就是说,哲学家以哲学的语言述说的是问题的“所是”或“所不是”,即他讲的是事实或真理;修辞学家则为了俘获人的信念能把一个问题说得既是又不是,即他能把问题的正反两方面都说得合情合理,他为了私自的利益会不顾事实或真理。(P105) 但是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哲学家。例如,亚里士多德说“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它们“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它们都是或然论证的模式。(P21)他所谓的“论辩术”(dialectics)实际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辩证法。既然修辞学和辩证法是对应物,它们就不可能形成对立,亚里士多德是想用科学取代辩证法以此来和修辞学形成对立,因为修辞学和辩证法都是或然的论证,达不到确实性的地位,只有科学可以达到确实性。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有什么东西与修辞学是对立物的话,这对立物也不是哲学而是科学。修辞学与科学的对立所暗含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对立,但在古希腊人的观念当中根本不存在这种对立,他们认为希腊语言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是同一的,认识语言就等于认识了世界,这一观念被表达在古希腊人为此而特别发明的一个词汇当中,这就是“逻各斯”(logos),它表示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同一,因为它既是理性(ratio)或思想又是言说(oratio)。(P72) 正是逻各斯本身集理性和言说于一体的观念,使得古罗马的修辞学家不遗余力地论证哲学和修辞学的紧密联系,他们开始寻找逻各斯在人间的替代品。他们找到的这替代品就是演说家职业。演说家都是些在国家的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人,这使得他们不但对自己演讲的主题具有切身的知识,而且他们也懂得如何把这知识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传达给听众,因此哲学和修辞学在演说家这里得到完美的统一。 可是苏格拉底为什么既赞成又反对智者派的修辞术呢?他反对智者派,除了智者派运用修辞术进行诡辩、从而混淆是非的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智者派把修辞术用在了不正当的目的上。假如智者们把修辞学的语言用于培养公民美德而非捞取权术和私利上,苏格拉底想必不会反对智者们使用修辞术。如果语言既有认知的力量又有道德的力量,它不但能够陶冶人们的心灵以养成美德,而且在养成美德的同时,也能促进政治秩序和公共之善,那么为什么哲学家还要反对使用这样的语言呢? 西塞罗对于语言的这种功能大加赞叹,他认为语言不仅能够把人们聚到一起形成公民共同体,为“共同体制定法律、设立法庭、规定法权”,它还能够使“演说家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尊荣,能够给许多普通公民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幸福和安宁”。(P23ue001￣25) 至于人们由自然状态走向公民社会的具体过程,西塞罗是这样假设的:人是城邦的质料,如果想实现他们潜在的各种最高级的能力,他们就需要走到一起,结合成一个体面的、互惠的联合体。他继续假定说,在某一决定性的时刻,某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承担起责任,把这些现成的人类质料改造成一种团结的状态,这让西塞罗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城邦的创始人或设计者曾拥有何种形式的公民法则或公民科学?”他认为他们肯定是一些有理性而又充满智慧的人,但他又强调,“他们同时必定是雄辩术的大师”,因为“相对于演说而言,智慧本身是沉默和无能为力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信,“起初,城邦不只是由思想法则建立起来的,也是而且更容易靠雄辩的方法来建立”,西塞罗由此得出结论:公民科学的思想由两种成分构成,一种是理性,一种是修辞。为什么理性必得需要修辞呢?这是因为“理性缺乏任何说服我们并把我们带向真理光芒的内在力量”。因而公民科学“一个很大的、关键的部分”必须是“雄辩的艺术形式,它通常以修辞学闻名,其功能是以一种精心设计的说服人们的方式来演说,其目的是通过演说来说服人”。(P4) 根据古罗马修辞学家的看法,修辞学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为城邦培养出 “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