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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 学院在研究20世纪上半叶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研究一般采用的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经典方法:即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解释以及相关的外交政策分析来展现国际关系演变的过程,以挖掘资料、描述过程和阐释原因为主要特征。所谓东亚国际关系要么是东亚四大主角——中、美、日、俄(苏)各国孤立的对外政策的总和,要么是双边关系的简单叠加。尽管一些著作试图从多国关系(multinational relations)的视角考察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但并不成功,研究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多国框架远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关系似乎仅仅是各国对外行为的一种简单互动,而没有看到东亚国际关系运行的国际环境,即国际体系的性质和特点对各国对外行为的制约。例如,几乎国内所有著作中都会提及所谓的“华盛顿体系”,但国内学者要么满足于对这一体系进行道德讨伐,要么以“战后列强建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一语带过,对美国建立这一体系的指导思想、华盛顿体系的内容、该体系与各国外交的关系、该体系的演变等则没有精细的分析。本文试图在借鉴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运用国际体系的视角(international systemic perspective)来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并初步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在三个方面对以前的研究有所超越:一是把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视为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并将美国的国际秩序观置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之中来考察;二是从体系变革的视角,追溯整个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及其不断变化的内涵;三是分析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并提出若干新的看法。 一、 美国共产安全论的历史溯源 同国际体系一样,国际秩序(world order或international order)也是属于“本质上引起争议的”(essentially contestable)概念。《世界和平百科全书》将国际秩序定义为“某一时期决定国际社会的形态与结构的规范、程序和制度的集合体”。英国研究国际秩序问题的权威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把国际秩序定义为“支撑国际社会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模式”,这些目标包括: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自身的维持;各国的独立与主权的保障;国家间和平的维护;以及人类社会追求的一些共同和基本的目标,如限制暴力、恪守承诺以及财产权的保障等。不论哪一种定义,国际秩序一般是对国际政治中一种相对稳定与和平状态的描述。国际秩序的提出者相信,通过一种应用于国际关系的权力与制度安排,可以为无政府的和盛行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建立一套“规范”,以避免暴力,实现和平。 人类对国际秩序的追求由来已久,它与如下两个基本思想有关:一是基于共同人性的人类政治共同体的观念;二是认为暴力特别是战争暴力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和人类的必然命运。前者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时代,并与中世纪基督教的人性思想密切相关;后者则可以追溯到波斯帝国时期。伴随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些启蒙思想家开始探讨如何通过在国家间建立一种秩序来避免战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在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中提出具有民主和法治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共同体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一些和平主义者则主张通过和平计划、条约、谈判和国际仲裁等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纠纷,改良国家的行为,以避免战争,实现和平。一些自由主义者还设想通过一种集体安全体系来保卫各国免遭侵略,并逐步建立一个法治的国际公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最终实现永久的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建立一个基于普世人性的、消除战争的世界秩序愈发迫切,国联计划、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联合国的成立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从建国伊始就产生了用美国的原则改造国际关系和建立国际秩序的思想。这既与美国独特的安全观有关,又来源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和国家使命思想。 早在殖民地时代,13个殖民地就深受欧洲大国均势外交和重商主义之害,在欧洲“争夺势力均衡的大搏斗中,日益成为欧洲外交的冒险的奖赏”。北美独立的鼓吹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识》里指出,北美长期以来作为英国的踊部分,不过是“英国政治天平中的一个小小的砝码”,并因此陷入欧洲的纷争之中,“北美的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的各种纷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地谋求脱离英国主权而独立的目标之一就是摆脱欧洲权力政治对殖民地利益的危害。因此,从建国伊始,美国人就对欧洲国际关系中盛行的权力政治深恶痛绝,认为欧洲的权力政治秩序和均势外交对美国的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