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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创新视角下的东亚秩序研究 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角度的再思考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重要性和关注度有所增加。中外学者一致认为, 世界中心由西欧向东亚转移已成为本世纪的大势所趋, (1) 而人们对于全球霸权体系的关注也将逐渐转向地区权势的转移上。中国作为导致世界中心和地区权势转移的核心变量, 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 被动适应时代进程。随着时代背景和环境的变化, 国内学界的哲学视角、理论关切点和命题方向需要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求相匹配。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面对时代转型和变迁应当做出的回应和调整, 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作为相关性最强的学科领域更是责无旁贷。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国际秩序可能形成怎样的冲击, 我们如何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去诠释和应对正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难题?理论创新的灵感和成果往往源于时代的变迁和新需求的产生, 对于“三大主义”浪潮过后多少陷入集体迷茫和失语状态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而言, 中国和东亚话题备受瞩目, 不啻为一个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这首先需要我们深入探析中国与其传统文化和地缘政治依托的东亚地区之间的关系, 并透过地区关系视角进一步诠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其实, 国内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东亚秩序研究的重要性, 陆续推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并开始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这些研究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希望突破理论创新瓶颈的尝试。迄今相关研究已大致达成以下两点共识:其一, 西方学界的关注议题和分析视角往往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和价值偏好, 我们的研究要尽力保持自主性, 避免落入其窠臼;其二, 建立在近代欧洲历史经验基础上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体系和研究框架在解释东亚及中国问题时存在明显缺陷。 (2) 这些共识增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立足于中国本位进行思考的主动性。一方面, 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不再盲目追随西方学界的目光而游离, 开始更多地关怀和思考中国真正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 理论见解不再满足于忠实阐述和追随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既有成果, 力图通过挖掘中国和东亚自身历史以实现本土创新。本文拟通过系统梳理、总结和评析中国学者在东亚秩序研究领域的最新议题和理论思考, 展现该领域前沿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揭示东亚秩序在哲学层次和理论创新层面为何值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充分关注, 亦即其时代性和学理性价值之所在。换言之,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使国际关系学界同仁了解并重视国内东亚秩序前沿研究在理论创新上的价值, 在此基础上共同探寻该领域研究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一、 施米特、德国法的合作背景及其对地区秩序研究的高度重视 某一学科在一个时代的兴衰, 及其所涉命题的受关注程度, 往往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需求紧密相连。二战结束以来, 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国际秩序”的讨论经久不衰, 世界秩序的构建、演进和交替, (1) 国际秩序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 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话题。 (2) 这种局面的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是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主导者, 而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又主要掌握在美国的学术机构手中。与此同时, 作为全球霸主, 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弱化非美国主导的“区域化”的发展势头, 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为“全球化”多少意味着美国与每一个国家之间形成双边互动关系, 而区域主义的发展则可能导致一些地区以共同体作为行动单位与美国发生联系, 并在博弈中拥有更多议价能力。尽管“门罗主义”曾被视为“区域主义”实践的先驱, 但美国在成为全球霸主之后, 对“亚太”和“泛太平洋”区域概念的强调成为其反区域化的态度仅有的例外。这多少体现了美国在地缘上冲淡“东亚”这一自然演化的地理边界及文化概念, 并将东亚地区问题“美国化”和“国际化”的尝试。其背后的主要战略意图之一是使美国拥有合法主导东亚事务的地缘身份, 有效阻止该地区出现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和既有国际秩序之力量的可能性。 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世界秩序和霸权稳定性所投入的热忱相比, 现代欧洲学者无论在传统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更为关注地区秩序研究。因为对于欧洲国家而言, 区域概念比全球概念更具有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20世纪上半叶, 德国哲学家卡尔·施米特提出“大空间秩序” (Grossraum Order) 理论, 这一概念被视为区域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当时欧洲相对于美国已然失去主导世界的能力, 在一个封闭的欧洲大陆空间里谋求主导者地位遂成为德国的主要政治目标。施米特以“门罗主义”作为现实原型和理论依托, 倡议德国在欧洲构建一个具有浓厚帝国色彩的“大空间秩序”。 (1) 施米特笔下的“大空间秩序”是一个在具有承载性超级大国 (Reich, 该词通常也被译为“帝国”) 的政治理念辐射和军事保护下, 排除外空间势力干涉的区域概念。其中, Reich作为“大空间秩序”的核心, 是区域内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