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刻拍案惊厥奇》中的贪官污吏.docxVIP

《二刻拍案惊厥奇》中的贪官污吏 《凌春生》是明末小说的一部重要作品。《初刻印象》和《二刻印象》是小说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历来为研究者所赞赏。在“二拍”中有许多的篇目涉及到贪官污吏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对明末的社会现实有所体现, 值得我们重视。 通过对“二拍”中相关篇目的统计, 我们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涉及贪官污吏的作品在《初刻拍案惊奇》中仅有两篇, 而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却有十多篇的篇目涉及到贪官污吏。有人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凌氏对不法官吏的不满和批判, 随阅历渐深, 在小说创作中表现的越来越多”。而胡士莹先生则认为:作者编写《二拍》时, 曾入都谒选, 但还没有捞到一官半职, 因而在《二拍》中, 作者对当时官僚的贪污横行, 封建司法的腐败黑暗以及卖官鬻爵等现象, 是心怀嫉恨的, 在作品中往往投以辛辣的讽刺。(1)但是我们注意到凌蒙初出生于明万历八年庚辰 (1580) , 三十岁, 寓居南京, 大概因科场失意, 乃入都谒选。久之, 归南京, 撰写《初刻拍案惊奇》, 天启七年 (1627) 脱稿, 翌年刊成。崇祯五年 (1632) , 《二刻拍案惊奇》告成。(2)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二刻拍案惊奇》创作于凌氏四十七岁到五十二岁之间, 根据现有资料, 大致可以判定这四年的时间内凌氏居住于南京, 直到他五十五岁出任上海县丞时才离开。(3)这一阶段的凌蒙初年近半百, 且又没有离家出游, 很难说的上“阅历渐增”。而凌蒙初入都谒选是在天启三年 (公元1623年) , 如果凌氏心怀嫉恨, 就应该在《初刻拍案惊奇》中就大量的表现出来, 而不应该到《二刻拍案惊奇》才集中呈现, 况且凌氏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明言: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 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 其为柏梁余材, 武昌剩竹, 颇亦不少, 意不能恝, 聊复缀为四十则。这就说明凌氏的创作《二刻拍案惊奇》的素材是从以前创作《初刻拍案惊奇》剩下的材料中挑选出来的, 为什么大量抨击贪官的素材没用在《初刻拍案惊奇》中, 而出现在《二刻拍案惊奇》中?由此看来, “心怀嫉恨”说也值得商榷。 结合1627年至1632年前后的史实, 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 是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的覆灭。明朝的衰微并不是由崇祯朝才开始的, 自万历后期开始, 明王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种种危机使中下层地主阶级迫切需要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以整顿朝纲, 抑制宦官, 保持社会稳定。(4)在这个时候, 以顾宪成为领袖的东林党人站了出来反对阉党, 致力于整顿朝纲, 猛攻在朝小人。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自然不甘坐以待毙, 与东林党人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史书记载“于是群小益求媚忠贤, 攘臂攻东林党”, 可见当时东林党人处境的危急。当时的下层文人, 特别是东南文人, 接受东林党——复社影响, 要加强正统纲常伦理的教化, 坚持忠奸矛盾斗争。(5)与阉党展开殊死斗争成为必然, 如《明史》卷三百五,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六年二月, 卤簿大驾成, 荫都督佥事。复使其党李永贞伪为浙江太监李实奏, 逮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攀龙赴水死, 顺昌等六人死狱中。苏州民见顺昌逮, 不平, 殴杀二校尉, 巡抚毛一鹭为捕颜佩韦等五人悉诛死。刑部尚书徐兆魁治狱, 视忠贤所怒, 即坐大辟。又从霍维华言, 命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 极意诋诸党人恶。御史徐复阳请毁讲学书院, 以绝党根。御史卢承钦又请立东林党碑。海内皆屏息丧气。” 此事发生在天启六年 (1626) ,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于此事记载甚详。凌蒙初作为正统文人, 其父亲凌迪知曾因得罪内宦, 遭谗贬常州府同知, 凌氏本人又长期居住于东南一带, 不可能不受到东林党的影响, 只是由于阉党对东林党的残酷镇压, 凌氏也不得不“屏息丧气”。天启三年 (1623) 年, 凌蒙初在入都谒选路上认识了刚任朝廷要职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朱国桢, 二人相谈甚欢, 在“经济之术”上几乎是不谋而合, 《明史》卷二百四十,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记载有魏忠贤对朱国桢的评价:“此老亦邪人, 但不作恶, 可令善去。”也就是说朱国桢也反对阉党, 但并未与魏忠贤展开正面冲突, 既然凌蒙初在“经济之术上与朱国桢看法几乎一致, 那么他面对阉党的态度也很有可能与朱国桢相似, 即不与阉党展开正面的交锋。崇祯登极之后 (1627) , “十一月, 遂安置忠贤于凤阳, 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 闻之, 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6)到崇祯二年 (1629) “命大学士韩爌等定逆案, 始盖逐忠贤党, 东林诸人复进用”。(7)至此魏忠贤阉党完全被扫除, 人们尽情发泄对阉党对贪官的痛恨, 这是有合理性的。凌蒙初的《二刻》恰恰作于阉党倒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