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正字》与《煮海制盐图》新解.docxVIP

《太平正字》与《煮海制盐图》新解 3.3《音乐史》第130卷《太平天国地球仪》中有“刺土盐法”，即用水泵、杀泥和煮盐法。内容大意是:在晴爽天气,用人或牛牵引刺刀,刮取滨海富含盐分之咸土,再聚集于“大溜”内,浇灌海水以制取卤。一溜之卤可煎盐3～5盘,每盘成盐3～5石。这种记载应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太平寰宇记》基本完成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上距唐代不满百年。可见早在唐代应已形成此种淋卤煮盐的生产方法。因而宋代更不可能再用海水直接煎盐。 四、(元)陈椿《熬波图诗》计图47幅,每幅图各配诗一首,生动而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海盐生产的全过程。其中包括开辟摊场、车水耕平、海潮浸灌、担灰入淋、上卤煎盐、日收散盐等工序。在“海潮浸灌”诗中又明确地指出:“浙东把土刮、浙西将灰淋”,即浙东刮泥淋卤,浙西淋灰取卤。考陈椿曾于元统年间(公元1333～1334年)任浙西下砂场盐官。他是亲眼看到海盐生产操作的。明明是“刮泥淋卤”或“淋灰取卤”,他还是名之曰《熬波图诗》。可见古人所谓“熬波”不是用海水直接煎盐。方勺所说的“熬波”,当与此类似。 五、《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煮海制盐图”确实是描绘的直接取海水煎盐的场面。但此书重订于公元1249年,如前所述,约早二百年的《太平寰宇记》和《煮海歌》已先后记载了刮泥淋卤法,则“煮海制盐图”所绘的绝非当时的现实,而是作者根据传说构思而成。因此,不应据此图而断言直接煎海水成盐的方法一直延续到宋代。 六、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刘晏掌理盐政自宝应元年至大历末年(公元762～779年),计18年。盐利岁入开始为40万缗,最后增至600万缗(每缗1000钱),即18年中盐利增长14倍。当时实行专卖制度,收购盐价每斗10钱,销售盐价增为每斗110钱。山此推算,购销盐量宝应初为400万斗,大历末为6000万斗。毫无疑问,这种大幅度增长,主要依赖盐业的发展。设宝应初可能有一半走私,大历末基本上无私盐。则此18年中,产盐应增6.5倍。盐业生产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新唐书·食货志》载:“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按霖潦指雨多成涝,暵旱指久晴干旱,土溜系淋卤设备,坟即隆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刘晏认为制盐时如遇雨多成涝,则所制卤淡薄,成盐困难;如遇久晴干旱,则土溜可高筑,大量地制出浓卤。因此,他随时作出指示,派下级官员指导盐业生产,其所花费的精力,成倍地超过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由此可见,唐代已经普遍实行淋卤煎盐法,不可能用海水直接煎盐。 七、浙江盐区解放初期尚有少数盐场采取淋卤煎盐法。当时卤水浓度为波美18～20度左右。每煎盐100斤约需柴草100～150斤。以此推算,如用海水直接煎盐,因海水浓度仅波美2.0～2.5度左右,则每煎盐100斤约需柴草1000～1500斤。这些柴草都要靠人力去采伐(请参阅《煮海歌》)。其成本之高,简直不可思议。唐时如果采取此法制盐,则盐业生产无法发展。但历史事实是刘晏掌盐政期间盐业发展很快。因此,唐代不可能采用如此落后的生产方法。 八、不仅唐宋时代不可能存在海水直接煎盐法。远古时代是否会采用此法也很难断言。东汉许慎《说文》载:“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究系如何煮海盐呢?据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3月)引程树德《说文稽古篇》转引西汉刘向《说苑》等书考证:“宿沙系神农时诸侯”,“宿沙瞿子善煮盐,使煮积沙,虽十宿沙不能得”。“瞿子当系宿沙部落中精于制盐技术之专家,擅长积沙制卤,卤浓量多,虽十宿沙制盐之人,亦不能及其产量之丰厚”。按此说,则我国远古时代即已通过积沙制卤再煎成盐,根本不存在海水直接煎盐之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唐宋时代岱山一带已实行淋卤煎盐法,不可能用海水直接煎盐;而且全国海盐区也都是淋卤煎盐。至于远古时代是否会用海水直接煎盐,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田秋野等学者的考证可备参考。 唐宋时代如何制盐?《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一文断言唐宋时代岱山一带用海水直接煎煮成盐。其主要论点有:(1)宋方勺《泊宅编》载:“盖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炼盐,所谓熬波者也;自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淋卤”。(宋)姚宽《西溪丛语》及《宋史·食货志》也有相同的记载。(2)《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载有“煮海制盐图”,图中描绘了挑海水直接煎煮成盐的全景。 笔者对上述论点不敢苟同。分述如下: 一、《泊宅编》所谓“取海水炼盐”及“熬波”,并非直接煮海水成盐。考《泊宅编》卷中、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和《宋史·食货志》都载有(宋)卢秉任提点两浙刑狱时,对两浙盐场所定煮盐的分数法。《宋史·食货志》原文如下:“诸场皆订分数:钱塘县杨村场以上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钱清场等,水势稍浅(按:《泊宅编》此处原文为“水势稍淡”),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之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