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盐史文献.docxVIP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盐史文献 “盐”与《四库全书》（后简称“四书”）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明清时期的盐文化是否需要与《四书》相结合。首先，我们可以讨论“盐”在构成《四书》中的作用。《四库》收录了哪些盐文献和为什么要收录这些文献,可以从《四库全书总目》(后文简称《总目》)的“提要”寻求答案。论《总目》反映的“盐”文献,也应该远远从《四库》汇集资料的这一源头切入:如果从《总目》出发,仅仅能看到它收录了什么,这是不够的,它不收录某一对象,甚至是更值得重视的信息。因此《四库》编撰过程本身值得重视,丛书的资料来源、编纂队伍的构成对丛书的倾向性有重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编纂过程已经孕育、决定了《总目》的最终面貌。 一、 《四库全书》建在盐山脚下 众所周知,《四库》的编纂成功,与盐区的大量进献藏书分不开。 (一) 浙公的藏书家所进之书 编纂《四库全书》时“四库馆”的采进书,主要来自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重点地区,这些地区恰好也是当时主要的产盐区。《清史稿·志一百二十》载:“三十九年,催缴直省藏书,四方竞进秘籍甚众,江、浙督抚采进者达四五千种。”各省具体的献书数量,涵秋阁抄本《进呈书目》、《水漕清暇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的奏折等各种文献统计不一。据黄爱平统计的实际进呈数,江苏为4808种、浙江4600种,两省共计9408种。在当时收集到的12237种书籍中,仅江浙产盐区就占去了大半,达77.88%,如加上其它盐区江西1042种、安徽516种、山东366种、直隶238种、福建213种(共计2375种),则占去96.29%,其它各省只是零星进献,总共才454种,远比不上江浙某一较大的盐商藏书家如马裕所献。很有意味的是,专门的盐政机构两淮盐政成了唯一比照督抚衔献书的机构,在江苏已经有江宁、苏州两大书局后,又在两淮盐政所在地扬州专设扬州书局,当然是为了更方便地从当地盐业藏书家大量采进。两淮盐政李质颖曾奉旨派专人数次去马氏“丛书楼”征书。《四库》修成后,因江浙进书的贡献,特置江南三阁,除意料中的浙江杭州、江苏镇江外,扬州得以建文汇阁,且由两淮盐政管理,这也足以说明盐业在修书工程中的贡献。 《四库》大量采用了盐商所进之书。江浙献书主体,名义上虽为江苏、浙江巡抚以及两江总督,其实他们多从这些地方民间私人藏书家采进。“总计浙江各藏书家所献书籍达2600余种,占全省征书数量的一半以上。”1如《清史稿》所载:“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江苏马裕家藏之籍,呈进者各六七百种,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等亦各进书百种以上。”这一群体中盐业藏书家的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献书最多的鲍士恭、汪启淑、马裕等三家均为徽州寓居江浙盐商。马裕献776种(前文《进呈书目》记载稍异:第一次进229种,第二次进62种,第三次进394种,合计685种),鲍士恭送626种,汪启淑送524种。宁波天一阁范家虽为仕宦之家,但也是来自盐区,献书638种。其外江苏松江人周厚堉366种、昆山传是楼(徐乾学)138种,苏州人蒋曾莹102种、浙江钱塘人吴玉墀305种、仁和人孙仰曾231种、钱塘人汪汝瑮219种,慈溪人郑大节82种,浙江秀水曝书亭(朱彝尊后人族孙)69种,钱塘人袁枚53种,这些藏书家不一定有鲜明的盐商身份,但或多或少都与盐业有一定关系。 江浙朝臣献书也较多。浙江桐乡人汪如藻271种。钱塘人王际华所献书颇多,著录的有37种(一说14种),174卷。鄞县人卢址抱经楼献书二十余种。桐乡人陆费墀献书若干种,著录9种,111卷。又有海宁人祝德麟、绍兴人吴寿昌献书若干种。杭州人金甡,献书两种。来自江浙之外的献书较多的朝臣,仅有直隶大兴人副都御史黄登贤299种,静海人翰林院编修励守谦174种,河北献县人兵部侍郎纪昀100余种,衍圣公孔昭焕40种,直隶大兴朱筠37种等,为数相对不多。 《四库》收录的“底本”多为盐业藏书家所进之书。“据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时统计,《四库》共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有论者仔细统计,文津阁本《四库》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3466种,如把卷首附录补遗等计入卷数,共计81305卷。……《总目》所著录之书,除《四库》收录之外,存目书籍有6793种,93551卷,合计著录书籍10254种,172860卷”2,据统计,马裕进献之书,著录144部、存目225部,合计369部(笔者据文渊阁本统计为马裕372部),汪启淑266种,鲍士恭377部;另外,浙江宁波范懋柱为官宦世家,但范氏注重当世事务文献的收藏,更有可能收藏盐文化资料,其天一阁进献之书,仅一次送达602种,著录95部、存目378部,合计473部(一作475部)。《四库》收四家藏书共1490部左右,占总数的14.5%。这仅是江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