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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儿的仙桃》被遗忘的爱 《劳动的危险》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欲望中独特的光芒。它太明亮了，无法聚焦。她作品中的所有女人, 无论年龄大小都来自劳儿·维·斯坦茵, 但是这些人物都存在一种自身的遗忘, 她们都沉溺于日渐加深的欲望当中, 居无定所地游走在痛苦之间。杜拉斯在试图突破自我的狂乱中创作出的角色, 就像而后她在戒酒治疗期间产生的幻想一般, 难以道明却反复萦绕。 《劳儿的劫持》中的“劫持”一词总让人迷惑。雅克·拉康在向杜拉斯的致敬中也曾质疑, 到底劳儿·维·斯坦茵是劫持者还是被劫持呢?原文的Ravissement本身意义重多。根据《小罗伯特大辞典》, 该词意思为:第一, 劫持;第二, 宗教意义上的升天, 被带走;第三, 人的情绪:沉迷或迷狂。书名的译法就已经让人不知所措了, 本书的中文译者王东亮曾将其译为《劳儿·维·斯坦的沉醉》。许均教授将其收入《杜拉斯文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时改为《劳尔的劫持》。根据译者在译后记中的阐述, 杜拉斯觉得命名本应该使用Enlèvement这一直接明了地表述劫持意义的词, 因此译者尊重了作者的本意。就这一众说纷纭的主题, 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叙述者的身份变幻来探索劳儿·维·斯坦茵的命运。 对于儿童期的叙述,叙者采用了“我”的感知，村民们是谁? 劳儿出生在萨塔拉, 大部分时光都在此度过。十九岁那年她与未婚夫麦克·理查逊来到滨城度假, 在舞会上遇到印度加尔各答副领事的女儿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麦克·理查逊与其跳舞后再也没有回答劳儿身边, 劳儿自此陷入迷糊的失意状态。她因麦克·查理逊的声望而备受瞩目, 她的癫狂与痴迷成为人们大做文章的话题。“劫持”的最原始场景便是第三者闯入, 拉康将安娜·玛丽同麦克·理查逊的一见钟情同Ravissement一词中的沉迷意义结合, 产生了劳儿命运的肇始:众目睽睽之下见证另一个女人“劫持”了自己的丈夫。此后这种劫持演化为沉默与沉睡, 劳儿被梦所劫持, 失去自我, 在迷离中行走, 十年的婚姻生活不过梦魇, 直至在家门口看到一对情人的亲吻才苏醒过来。而这一所谓的苏醒直接导致了另一场“劫持”:这对情侣中的女孩正是她年轻时的玩伴塔佳娜, 她闯入其中劫持了女友的情人雅克·霍德, 拉康所称的以欲望的主体身份重演了“原始的场景”。令我们着迷的, 并不只是从简单而条框分明的精神分析学说下的“劳儿病症”, 而是在从被劫持者到劫持者身份的转化当中这个神秘的叙述者“我”, 理论上也是这一被劳儿劫持的“雅克·霍德”。 《劳儿的劫持》中叙述聚焦的改变从“我”身上体现出来, 它成为我们厘清劳儿劫持身份问题的关键。叙述者同叙述文本中的“说”相关联。“说”出自于叙述的主体, 即叙述者, 而叙述者的“说”又必须同“看”或者说“观察”联系在一起。看待一个事物发展的观察点, 可以通过一个或不同的叙述者之口将它们“说”出来。叙事学大师热奈特在其《叙事话语》中对谁看谁说的问题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所以叙述中的聚焦问题成为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 “看”成为了“感知”。《劳儿的劫持》中杜拉斯通过叙述者“我”采取了感知后变换叙述聚焦的方式: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间或杂以第三人称零聚焦叙述。就像人们会在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做红》中不断询问“我”是谁, “红”又到底是谁一样, 《劳儿的劫持》中的“我”本身也是迷狂的一部分。 作品开始部分的“我”为读者勾勒了一个简单而神秘的形象: “关于劳儿·V·斯坦茵的童年, 即便从塔佳娜·卡尔那里, 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什么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事情。塔佳娜是劳儿中学时最好的女友。” “我”是个旁观者, 但鉴于第一人称的叙述, 我成为叙述当中的一个人物, 参与了故事的发展进程, 但是这样的声音仿佛在同读者的沟通中形成一道壁垒:像失去了探寻过程一样, 读者往往会厌倦置身事外的零视点模仿。我们并不清楚“我”同劳儿的关系, 同塔佳娜的关系, 但是“我”从故事叙述的开端就选择了叙述的角度:作者所采用的观察点将劳儿疯癫的原因诠释为两个方面, 一是塔佳娜对劳儿病因的童年追溯, 一是雅克·霍德的“我思”过程。而最后的“说”的身份交给了这个“我”, “我不再相信塔佳娜所讲的任何东西, 我对任何东西都不再确信。”“我”声称之后的叙述将会混杂着塔佳娜所讲的虚实莫辩的故事以及自己有关劳儿之劫的滨城舞会之夜的虚构。“我”的位置进一步明了:读者一定能联系出这个叙述者同劳儿或塔佳娜之间的关系, 他不光参与进程还将改造进程, 他蓄意掩盖“真相”而让人对劳儿的被劫苦思冥想:到底是劳儿劫持了谁还是被谁劫持, 滨城舞会以及塔佳娜和雅克·霍德的亲吻而苏醒这两个时间点到底是不是劳儿劫持的终结呢? “我”——“雅克·霍德”这两者之间是否能够等同?这是叙述聚焦变化所引起的最大疑问, 同时它们的身份阐述成了劳儿是否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