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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民法理论的几个不足 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主观思想状态不无意义。恩格斯进一步指 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 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 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 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一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 的东西的一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 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们还是引用恩格斯所举的、在民 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继承权为例来说明民法与经济的关系。他 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 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 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 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 由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与经济的关系,是由静态关系 到动态关系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某些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的原理的认识,某些割裂民法与经济的联系，或者颠倒二者的 关系,把法看成独立的内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恩格斯 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和法律（尾法当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 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发展除了与经济和其他上层建 筑的交互作用外,还必须保持自身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个问题恩 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过，前已提及。所以，我们 在弄清这些关系之后，也同时要看到民法的外部关系和作用，要研究 民法自身运动的规律，兼及这些与外部的相互关系，才能对其本质与 作用有较全面的认识。 一百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从法的一般理论到民法理论,作出如 上述的精辟论断,至今读起来犹觉获益非浅。究其原因，是他们并不仅 就法律现象作出某种解释,而是对其本质和作用进行深入而透彻的考 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质生活关系这一深刻的根源,又进一步从它们之 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而能够系统而全面 地给出法科学和民法科学的基本原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 国际社会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也大 大变化，法科学包括民法科学也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 的有关论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质和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用以考察和研 究民法问题仍不失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形色色的 法学理论和学说都没能完满解释法的本质和作用，当然也没法对民法 间题作出任何说明。诸如社会学法学派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 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然而并没能从根本上说明法与社 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表面的、片断的理解最终要导致不正 确的结论。至于象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继承黑格尔关于法是文明现象 的观点，提出法律准则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的文明条件确定的;心理 法学派将法的基础最终归结为心理因素，则是走得更远了。古典自然 法学派从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去强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等 等,则纯粹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教，披上“学说”外衣而已。虽然,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就民法理论写过着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 散见于一些论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论的完整性。如果对之进行一番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见。本文仅作 些初步探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的本质和作用等的论述，至 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民法的认识停留在固定的观 念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罗马法的评价着重在它促进简单商品经济的 发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 对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主张墨守 成规,这和人文主义法学派认为罗马法的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毫无共 同之处。我国近十年民法理论研究较为活跃,注意到了民法与商品经 济的关系，但也受到某些机械观念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民法理论并不 限于经典作家对民法的直接论述,而应包括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有关论 述,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马克思 曾经指出，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象， 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 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 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要使民法促进社会主义的 商品经济发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畴,也要知道特殊的、 具体的范畴。所以，我们应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 要借鉴有用的经验也不能囿于陈规。在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与关系上 花太大力气，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妨碍各自的发展。现在有了 《民法通则》，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某些配套法规尚胭如, 这使调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造成一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