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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辨治辨治 在总结和分析研究之后，我认为“伤寒论”中的三个词绝对清晰、清晰，突出了“证、治、治”。 证与治是指方证, 即《伤寒论》中的方证与治疗。其中既有仲景的继承, 也有仲景的发展。如以证言,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 汲取了《内经·热论》的六经分证内容;如以治疗言, 《伤寒论》后世尊称为方书之祖。溯源穷流, 经方是从《汤液经法》发展而来。殷商时期的伊尹撰写的《汤液经法》传到了西汉时期的太仓公淳于意, 淳于意又传到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 张仲景继承了《汤液经法》, 发扬光大, 大放异彩, 撰写了《伤寒杂病论》。梁·陶弘景说:“昔南阳张机, 依此方, 撰为《伤寒论》一部, 疗治明悉, 后学成尊奉之。”由此而论, 用汤液治病, 《伤寒论》获方书之祖称, 首先是来源于神农之药, 发展而成为汤液之方, 又发展而成仲景之论。 方与证的对应, 比类相附之际, 张仲景慎思之、明辨之, 有机地、也很巧妙地揉进了辨析证候的理论与思想方法。它的作用能把僵化的病症, 变成了活的灵魂。譬如说在大论中, 用一个“发汗后”, 从中游离出“恶寒者, 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 实也。当和胃气, 与调胃承气汤”;“身疼痛, 脉沉迟者, 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汗出而喘, 无大热者, 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不一而足, 非常丰富。能于指顾之间, 辨出了寒、热、虚、实各种证候。 《伤寒论》是辨证的专著, 一书之中, 可分为“主证”、“兼证”、“挟杂证”、“变证”四大类。实际上也就是两类:一叫做系统辨证类, 如用六经模式进行辨证;二叫非系统证类, 如用误治模式辨误治后各种变证。 大概而言, 系统辨证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 非系统辨证则占了三分之一。辨“变证”是张仲景看家的功夫, 被认为是辨证之魂, 把它突出来而加重视, 才能深入学习。 有人问, 《伤寒论》辨证之学在那里?我说神出鬼没, 变化万千。其重点非止六经, 应该落在“变证”上头。一谈到“变证”, 大家都认为来自于汗、吐、下的误治, 其实大多数是张仲景巧立名目, 借水行舟, 为了使“辨”活泼泼的来往自在。它神机独运, 大显身手, 有机地把客观的证和主观上的思维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让人开动机器, 调动分析能力, 经过“春郊试战马, 虎帐夜谈兵”一番努力之后, 不但使证与方发生了有机地联系, 而且由死棋变成为方证的活棋。 张仲景用“辨”运“思”, 而用“辨”字打头, 所以叫做“辨证论治”。 辨是讲思维活动的一种学问, 凡所见所闻非细心观察不可。昔者张仲景总角造, 何见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 后将为良医。” 实践医学比做当今科学上的硬件, 思辨医学比做当今科学上的软件, 硬件与软件应当是相互沟通的, 相互为用的。《伤寒论》乃是一部实践医学, 也是一部伟大的思辨医学! 辨证论治的提出有它的历史根源;神农创造了“药”;伊尹创造了“方”;张仲景则集其大成创造了“辨”。用这种观点看问题, 则叫历史唯物主义, 而不限于一人一事的小天地。 以上我们重点地论述了“辨”字的意义和作用。下边再谈一谈学习辨证论治的方法。我认为当分两步走: 第一步叫做继承, 首先要记住张仲景的原话, 最好能做到背诵如流, 脱口而出。比如说六经为病之证、误治救逆之法, 以辨处变之方, 这些内容, 零金碎玉, 非常珍贵, 必须熟烂于胸中, 有了六经分证层次, 有了辨证救逆方法, 内因是根据, 外因是条件, 才能使人有感而通, 一拍即合。关于背书的问题, 历来有所争论。我的意见, 倾向于应该背点书的。《医宗金鉴·凡例》中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 理不明则识不清, 临证游移, 漫无定见, 药证不合, 难以奏效。”它指出的“背”, 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识清之后, 才能做到临床辨证。 这种学习方法, 虽然是按图索骥, 照猫画虎, 近于临摹, 但是走出了这一步, 毕竟迈进了仲景的辨证大门。 凡是死的东西, 其中必有活的机转, 继承之中, 必有创新机遇。事物是一分为二的, 如此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与前进。 所以读书不怕笨, 也不怕死。而令人可畏的在于慵懒不为的思想。清朝人彭端淑说过一句话, 叫做“为之则难者亦易, 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唐诗上的“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你可以记, 也可以不记, 而无关紧要。至于《伤寒论》中的“太阳之为病, 脉浮, 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病, 发热, 汗出, 恶风, 脉缓者, 名为中风;太阳病, 或已发热, 或未发热, 必恶寒, 体痛呕逆, 脉阴阳俱紧者, 名为伤寒”, 对比之下, 虽然枯燥乏味, 但不能轻视, 必须牢牢记在心头, 只有记得住, 记得烂熟, 才能用得上, 也才能用的准确无误。 人的灵机, 说来也怪, 不开窍时则茫茫一片, 触途成滞。到了开窍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