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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跨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的路径、学理 在教育部2022年4月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和各科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跨学科”一词高频出现，成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热点。这带动了“跨学科”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新高潮。很多研究从一线实践需求出发，结合具体课程与教学内容，探讨跨学科的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活动开展等问题，为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然而，跨学科课程与教学不只是一项技术性的实践工作，更是一项包括基本理念、方法论和一般性实施原则的系统工程。要在我国现有义务教育学科课程框架下探索跨学科实践，不仅要从方法策略层面进行“如何做”的探寻，更需要从历史、学理和方法论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01跨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实施的时代必然 （一）跨学科发展的历史 跨学科作为一种现象，很难考证其明确的起源。在现代科学分化之前，科学研究无不具有综合性特点，但因为当时并不存在清晰划分的学科门类，所以也谈不上跨学科研究。从广义上来讲，学科的分化发展是宗教神学与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不断裂变为更细小专门学科的过程。而学术视角下分界鲜明的不同学科，则是自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研究型大学中出现以专业部系为标志的学术专业分工而诞生的。这些现代学科产生和建立的过程，遵循着分析的路向，对完整世界中的某一领域或某个角度进行专精的研究，并以各自专门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与其他学科的鲜明界限。 现代学科的建立和学科间界限的明晰，一方面促进了学科研究的精深化发展，另一方面使其脱离了世界的原本样态，难以与复杂综合的现实世界直接对接。针对学科研究这种精深分析路向的局限，“跨学科”顺势而出。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伍德沃思（Woodworth）公开使用“跨学科”一词描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职能，他指出理事会是几个学科的集合，要努力促进不止一个学科进行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Planck）指出，“科学乃是统一的整体。将科学划分为若干不同的领域，这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其实，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这中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环节”。20世纪40年代，数学家威沃（Weaver）从科学的复杂性视角断言，“19世纪是复杂性被瓦解的世纪，而接替它的20世纪将是有组织的复杂性的世纪”。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学研究及创新中心组织召开“跨学科”研究会议，系统探讨了大学教学和科研中的跨学科内涵及组织问题。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之后，“跨学科”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组织方式在科学研究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广受重视。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技与经济发展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带来的综合性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突出，如能源与气候危机、人类疾病救治与技术伦理等，依靠单一学科无法解决。这从实践层面上推动了多学科知识、方法和人员的整合与协作。20世纪80年代，以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盖尔曼（Gell-mann）、阿罗（Arrow）和安德森（Anderson）为首的一批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组建桑塔费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SFI），开展具有突出跨学科特点的复杂性研究。这项研究一方面使跨学科研究从以实际应用为主进一步扩展到专业学术领域中，另一方面大大提升了跨学科研究的自觉性。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医学研究院等联合发布《促进跨学科研究》报告，对跨学科的概念、跨学科研究的动力、跨学科工作的本质、跨学科教育和研究的政策制度及评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总体性指南。 综览跨学科的发展不难发现，跨学科以现代学科分类为基础和前提，是学科研究和社会科技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针对一些复杂性和综合性超越了单一学科的问题而开展的创新性研究。跨学科研究包括以跨学科方式开展的研究和以跨学科为对象开展的研究，涉及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等诸多领域和范畴。随着跨学科研究不断发展，“跨学科”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展，从认识论、方法论到理念、模式和具体策略方法，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而越来越普遍的跨学科观念意识和研究实践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思潮。我国义务教育学校课程改革视域下的“跨学科”探索，正是对这一思潮的积极回应。 （二）学科课程跨学科实施的时代必然 学科课程“既是学校的产物，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是以传授知识为己任的学校与知识类别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经过漫长的从哲学中逐步分离和17—18世纪现代学科建制之后，分门别类的学科课程成为学校课程的主流。学科课程中的知识主要来自大学的学科研究者在专业学术背景下生产的科学知识，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