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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碑录》补校 近年来，张培的《昭陵纪念碑》被列入崔敦礼纪念碑的相关文献和记录。其“著录”注二称: 原石第20行下端可见“司八柄□”,第22行下端可见“方驾□敦”,第23行下端可见“通识□”,第35行下端可见“方□□□”等字。因第20行以后文字系据罗氏《昭陵碑录》迻录,原文行次不清,故未便补入。 《昭陵碑石》称第20行以后“迻录”罗氏(振玉)《昭陵碑录》,核以《罗彐堂先生全集》续编八《昭陵碑录》,歧异之处甚多,兹表列于下: 据上表,《崔敦礼碑》自第20行起,两本歧异之处22。计:《全集》本整字多11,半字2,不同字9;《碑石》本整字多54,为《碑石》“迻录”部分(共543字)的1/10。因此,可以断言,《碑石》“迻录”之《昭陵碑录》决非《罗彐堂全集》本。 据《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新1版)载,现在通行的《昭陵碑录》有两个版本:一是《晨风阁丛书》本,一是《宸翰楼丛书》本。 检《晨风阁丛书》本《昭陵碑录》,为上、中、下三卷,另附《校录杂记》。此本扉页注明为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沈氏宗畸刻本。其卷中有《崔敦礼碑》录文,本碑碑目后小字注:翦 装本。字径七分,正书。篆额。在陕西醴陵(泉)县。 又《宸翰楼丛书》本《昭陵碑录》,除《碑录》三卷及附《校录杂记》之外,另有罗振玉氏编《昭陵碑录补》一卷。《碑录补·序目》说明,在《昭陵碑录》写定之后,又先后得伯希和邮寄沙万所藏程知節 等四碑影本和日人内藤虎赠《宇文士及碑》影本,“箸录以补曩录之缺”,“时,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序目》后载《宇文士及碑》、《程知節碑》、《越国太妃燕氏碑》、《房仁裕碑》及《周道务碑》录文。因此,此《宸翰楼丛书》本之《昭陵碑录》,虽未注明何时刊于何地,但从《序目》可知其必在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九月之后,即在《晨风阁丛书》沈刻本《昭陵碑录》之后无疑。 《宸翰楼丛书》中《昭陵碑录补》不涉及《崔敦礼碑》事。其《碑录》卷中《崔敦礼碑》之录文亦与《晨风阁丛书》本同。因此,仅就《崔敦礼碑》而言,只能是同一种翦装本录文之重刊。 罗振玉氏在《昭陵碑录·序目》中称: 唐昭陵陪葬诸臣之有碑版传世者,据宋以来诸家著录凡八十有八,今之存者仅二十有八。此二十八碑中,《崔敦礼碑》久佚,……《崔敦礼碑》未见拓本,则据陆氏《金石续编》录之。 彐堂所指陆氏,名耀遹,字绍闻,号劭文,清道光(公元1821～1850年)时曾任江苏阜宁县训导,江苏武进人,著《金石续编》。罗氏《昭陵碑录》中《崔敦礼碑》宣统元年沈刻本,即据陆耀遹《金石续编》“翦装本”迻录。罗氏又在《昭陵碑录·附录·校录札记》中说,《崔敦礼碑》在明万历戊午(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赵崡著《石墨 罗氏《校录札记》又云: 《崔敦礼碑》,《昭陵石迹考》尚著录,而孙北海(承泽)则言久佚;《萃编》及刘燕庭《昭陵复古录》均不著录。此碑殆明末亡失,予平生未得一见。兹据陆氏《续编》录入。然陆氏所据乃翦装本, 罗振玉氏“得旧本为一一补正”的愿望,终于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得到实现。《罗彐堂先生全集》续编八《昭陵碑录·校记》称: 予曩写定此录,以《崔敦礼碑》未见拓本,不欲遽授梓,而同好多敦促者,乃以宣统纪元春付番禺沈氏刊之。明年冬成。补录他碑,亦有勘正,拟再刊之,亟购《崔碑》,卒不可得也。于是,始寄鄂州开版,逾年,工甫峻而国变方作。是时,乃闻南中故家有售是碑者,为河间庞君芝阁所得。庞君旅居滬上,予则遯迹海外,重瀛修阻,求见末由。未几,则同好又投书见告,谓锡山秦君 “丁未”为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所谓“宣统六年”,即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罗振玉《昭陵碑录》历时八载始“克峻业”。近四百字的《校记》说明:首先,《昭陵碑录》第一版始刻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次年刊成,此即番禺沈氏刻本,前所引之《晨风阁丛书》收入;其次,《宸翰楼丛书》所收之《昭陵碑录》为鄂州刻本,除增《昭陵碑录补》一卷外,各碑录文未曾改动,其开印约在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其三,民国三年春,罗氏回国,在上海同时获见庞芝阁、秦 按民国三年春,罗氏得可兹比勘的精善拓本有《唐俭碑》一,《乙速孤行俨碑》一,《姜遐碑》二,《崔敦礼碑》二。唐俭、行俨二碑,罗氏均有“校记”,唯独《姜遐碑》,尤其是他夢昧以求的《崔敦礼碑》未出“校记”,疑录文全行改刻者或为此二碑。 据番禺沈刻本《校录札记》(按此“札记”直至《彐堂全集》本仍无一字改动,当属罗氏疏漏)称,《崔敦礼碑》“今录”1341字,半字一。核《全集》本《崔敦礼碑》实录1338字,半字19。其次,番禺沈刻本《崔敦礼碑》碑目小注云: 翦装本,字径七分,正书。篆额。在陕西醴陵(泉)县。大唐故太子少师中书令 而《全集》本《崔敦礼碑》碑目小注则称: 据河间庞氏翦装本入录。石已佚,行数字数不可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