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镜记》《明刊三种》方言归属研究述评.docx

? ? 《荔镜记》《明刊三种》方言归属研究述评 ? ? 吕晓玲 （华侨大学 a.文学院；b.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泉州 362021） 《荔镜记》［1］《满天春》《丽锦》《赛锦》是现存的四种明刊闽南方言戏文或曲子集，其中后三种书收于《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一般简称为《明刊三种》）［2］。这些戏文都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当时的口语，为我们研究近代闽南方言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关于《荔镜记》和《明刊三种》的方言归属有争议，在探讨这些文献的相关语言现象之前，有必要综述前人的观点，确定它们的方言归属。 一、 《荔镜记》的方言归属 （一）《荔镜记》主体部分的方言归属 笔者看到的讨论《荔镜记》方言归属的至少有饶宗颐（1985）［3］、曾宪通（1991）［4］、龙彼得（2003）［5］、梅祖麟（2000）［6］、施炳华（2000）［7］、郑国权（2001）［8］、王建设（2002［9］、2009［10］、2012［11］）、曾南逸（2009［12］，2012［13］）等人。这些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荔镜记》纯是潮腔作品，以梅祖麟（2000）为代表。 梅祖麟［6］264提到了《荔镜记》中五个潮州方言独有的词汇，包括“目汁（眼泪）”“床（桌子）”“东尸（厕所）”“呾（说）”“乜（什么）”，认为这些词汇不见于泉州方言，所以《荔镜记》应是潮腔作品。 第二类观点将《荔镜记》简单视为泉潮合刊的作品，但没有提出《荔镜记》中泉潮方言的比例，饶宗颐（1985）、曾宪通（1991）都是持此观点。 饶宗颐指出，《荔镜记》“分明标题曰‘重刊五色泉、潮’①原书末“重刊五色潮泉”，饶文作“重刊五色泉、潮”应是笔误。”，是“合泉州、潮州二本加以会刊”。［3］5换言之，饶宗颐根据《荔镜记》所题“泉潮”二字认定《荔镜记》是泉潮合刊的戏文。 曾宪通也将《荔镜记》戏文及其上栏的《颜臣全部》归为“潮、泉插科戏文”。曾宪通指出：“所谓‘潮泉插科’，就是潮州和泉州二本合刊”。［4］11 第三类观点认为《荔镜记》虽是泉潮合刊作品，但以泉腔为主，包括施炳华（2000）、王建设（2002、2009）。 施炳华［7］194指出“《荔镜记》是南戏戏文。南戏戏文属于地方戏剧，地方戏剧的最大特色是地方语言——方言；方言决定音乐的特色，方言与音乐密切相关。《荔镜记》全书有九处特别标明‘潮腔’——用潮州音乐；那么，未标明的就是‘泉腔’。全书77支曲牌，潮腔只占1/9弱。所以，《荔镜记》是泉州的南戏戏文。也就是说，《荔镜记》的表演舞台是在泉州，当然应该说泉州话”。 施炳华［7］195－196进一步指出，《荔镜记》中的一些方言用字（包括俗字和方言词）在潮腔的明万历本《荔枝记》中并未出现；而万历本《荔枝记》的用字“与纯粹是潮州方言的剧本《金花女》、《苏六娘》大多相同”，其中“有一些潮州剧本的语词，未见于《荔镜记》”，“可证《荔镜记》的用字、语词大不同于潮州剧本，则《荔镜记》是以泉州话为主无疑”。施炳华列举了《荔镜记》中一些潮腔的成分。［7］197－200 王建设（2002）［9］一一反驳了梅祖麟（2000）［6］所提到的《荔镜记》中五个潮州方言独有的词汇，指出这五个词汇有两个（“目汁（眼泪）” “床（桌子）”）并未见于《荔镜记》，而是分别见于潮腔的《苏六娘》和《金花女》；另外三个有的（“乜（什么）”）泉州方言至今仍使用，有的分明见于后来的泉腔戏文（“呾（说）”）或仍在泉州郊县使用（“东尸（厕所）”），根本都算不上潮州方言独有的词汇。王建设（2002）进一步指出，曾宪通（1991）［4］所收录的181个见于《荔镜记》的潮腔词汇只有9个泉州话不用，而同文收录的260个其他潮腔戏文的词汇，泉州话不用的多达93个。而《荔镜记》中也有一些今泉州方言使用而潮州方言不用的词汇。王建设同时引用施炳华（2000）［7］所列举的带泉州色彩的俗字和方言词来说明《荔镜记》的“泉州色彩”浓于“潮州色彩”。 王建设（2009）［10］所提供的证据与其2002年的文章大体一致。 第四类观点认为《荔镜记》除了少数注明“潮腔”的曲牌外，其他基本都是泉腔戏文。持这一观点的包括龙彼得（2003）、郑国权（2001）、曾南逸（2009、2012［13］）。 龙彼得［5］4指出，《荔镜记》“本子里特别刊明为潮州腔的只有九支曲牌①一说10支（参见郑国权，2001：13）。，这就意味着所有其他的曲牌都出自泉州”。 郑国权（2001）［8］提供了三种证明《荔镜记》为泉腔戏文的证据。第一种证据是俗字使用证据，潮腔的明万历本《荔枝记》俗字“（带）”“要”“赧（咱）”，泉腔的清顺治本、光绪本《荔枝记》分别作“（带）”“卜（要）”“懒（咱）”，而《荔镜记》和泉腔戏文一样使用俗字“”“卜”“懒”，而不用俗字“”“要”“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