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性政策事件网络传播报告.docx

? ? ? ? ? 争议性政策事件网络传播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新年伊始，河南“全省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1]、贵州凯里“再婚禁止办婚宴”[2]等争议性政策就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成为网络舆论热点。“最严禁放令”从发布到实施只过了三天就被撤回，“再婚禁止办婚宴”的规定被公众吐槽后也形同虚设。这些“短命”政策、“奇葩”政策日渐演化为网络公共事件，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和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形象。 令人扼腕的是，这样奇怪的政策在现实中并不少见。我国每年发布的政策有上千个，因为存在争议而被废止的政策不在少数。根据笔者对2016年媒体公开发布政策的手工统计，全年报道的争议性政策议题占政策报道议题总量的24%。对这些数量庞大、关注度高、影响深远的争议性政策现象进行详细描述和归因分析，不仅是为了研究政策自身存在的问题、寻根探源以化解政策危机，更是为了改善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形象，通过传播策略来促进政府的决策理性和提高政策质量。 一 政策传播的新媒体语境及其风险呈现 政策传播是政策执行的重要环节，政策传播有效与否直接影响政策的成败。[3]现有研究发现，通过政策传播培养公众对政策的认可、理解、信任和支持，能有效减少对抗、抵制、抵触、冷漠等情绪，使公共政策在良好的环境中顺利推行。[4]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使政策从封闭、单向的科层制组织传播走向“后科层时代”的开放、互动传播，传播路径发生了改变。美国“第四代信息政体”的突出特征就是对网络舆论和公民意见的吸纳[5]；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政策传播框架和逻辑正由“控制和宣传”向“协商和互动”清晰转型。[6]传播路径的这一改变有助于保持政策的公共性，也带来了风险。 新媒体公民参与舆论监督，不仅放大了传统社会政策传播层级过多、渠道单一、缺乏对目标受众的分析和反馈互动、政策话语缺乏亲民性等政策传播宿病[7]，同时造成了新的危机：一是网络争议造成的政策认同危机阻滞政策执行，并追溯为决策质疑，通过“另类媒介依存”——借助修辞策略制造媒介事件，运用新媒体动员群体力量，发起舆论浪潮抗击主流话语，借助国际舆论促使“反话语”空间生成，进而为传统媒体的再次深度介入寻找必要的舆论保护和政治安全[8]，形成“舆论倒逼决策”现象，如河南的“禁燃令”、公安部的“黄灯禁令”、镇海“PX项目”；二是舆论监督引发政策形象危机，以政策执行中的“走样”和“权力自利”为特征[9]，如城市经济适用房和农村低保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稳定；三是政府政策回应的风险，面对政策争议，政府的回应面临真实性、权宜性、时效性、立场性等质疑和风险，如公众对能源部新闻发言人“家奴式”回应刘铁男问题等严重滞后型回应的指责、对“你替谁说话”立场选择性话语“隐义”的追问等。[10] 本文以2016年争议性政策事件为研究切入和考察对象，重点关注新媒体平台中网络争议对政策传播的影响，以期能够较为全面和准确地描述政策风险的整体状貌和深层结构，提供提升政策效能和改善政策传播的经验依据。围绕这一中心，研究涉及的问题包括：哪些话题比较容易引起争议，谁是争议中的主导力量，政策问题通过什么方式成为公共议题，公众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和介入等。在对这些变量进行分类考察的基础上总结影响政策结果的主要原因或关键变量，并尝试给出解决现存问题的建议。 二 对2016年争议性公共政策的结构性描述 本文作者运用人工记录的方式，对2016年全年经由新华网、360头条等媒体公开报道的公共政策进行不完全统计，得到议题2190个（包括同一议题的多次报道。人工统计方法：以天为单位，时段选择为每晚的21：00～22：00，来源主要是新华网、360头条——后以“北京时间”、凤凰网等网络媒体作为补充），其中争议性议题525个，占全部政策报道的24%。合并同一议题后，得到争议性议题150个。本文对这150个议题从议题类型、议题起点、传播渠道、公众参与动机、问题指向、争议主导力量、争议方式、议题数量和分布、政策辐射范围、争议周期、争议结果等11个类别展开内容分析，以期能较为详细地描述问题和阐释原因。内容分析的类目建构如下。 （一）议题类型：社会保障等民生类话题易受争议 在文化、教育、人口、社保、环保、交通等17个争议性议题中，排名前五的议题分别是社保、交通、法治、教育、环保，分别占总议题数量的18%、14%、10%、8%、8%，其余如税费、住房、物价等民生类议题也有较高的关注度和较大的争议空间（见图1）。 图1 议题类型 （二）议题起点：政策颁布是政策争议被引发的首要原因 政策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某项政策颁布或某个公共事件发生引起媒体和公众关注，被动成为争议的起点。在七类诱因中，因某项政策颁布引发的争议占比最高，为53.3%，由公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