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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挎包里的故事 “李金玉、大挎包，有钱朝里存，用钱往外掏。”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首民谣一直在临沂市苍山县(今兰陵县)下村乡的老百姓中间传唱，背着大挎包走乡串户的老党员“老农金”李金玉，一直被乡亲们记在心中。 当年，他是“全国金融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挎包”“百事管”“贴心人”。他曾三次进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山东省政府曾号召在全省财贸战线开展学习李金玉的活动;他创造的“三勤四上门”办信用社的经验事迹，多次被《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报刊重点报道。 如今，兰陵农商银行党性教育基地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李金玉的塑像，他曾用过的粗布大挎包，被珍藏在山东农村金融展览馆里。挎包上的补丁密密麻麻，绣在上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经历了岁月的长河，依然清晰可见。作为“大挎包”精神的发源地，该党性教育基地每年都迎来全国几千名金融战线的党员和群众，重温农村金融那段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 李金玉1906年出生在苍山县下村乡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10月，苍山县筹建信用合作社，李金玉被党组织安排任筹委会副主任，具体负责涧村信用合作社的筹建工作，并在首届理事会上当选主任。那时候农民有了土地，生活有了改善，可抵御不了天灾人祸，有些人还遭受高利贷的盘剥。 面对高利贷者的阻挠破坏，面对支农资金的严重不足，李金玉认为，信用社好比一杆枪，放空枪是打不倒高利贷的，要掌握足够的“子弹”，不能光靠国家给资金，一定得自己想办法。 他和会计宋建玺披星戴月，东奔西跑到处动员，终于落实了一批存款。在信用社的支援下，社员们度过了1956年春荒。从此，信用社的威信大增，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 对经济上比较富裕的社员，李金玉说服他们不要乱花钱，把多余的钱存到信用社，一些社员把钱一点点存起来，最后用自己攒的钱盖上了新房子、有了新营生、步入了新生活。 时至今日，在兰陵县下村乡的老一辈人里，仍有人念念不忘李金玉当时教的顺口溜。6月17日，记者到80岁的村民王彩云家中采访，她流利地说出“拾块粪，真怪强;上地里，多打粮;多打粮，还怪强，上级号召卖余粮;卖余粮，花不了，送到银行保存着;银行就是‘大挎包’，用的时候就去掏。”形象地反映出那个年代“大挎包”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也正是在生产不断发展和社员生活逐步改善的基础上，信用社的存款逐步增加。有了存款，贷给谁?这是涉及到党的信贷方针、政策的问题。 当时的农村信贷工作，金融系统内部有两条路线，一种认为“贷富不贷贫”：富裕人贷款“有借有还”“工作好做”，把穷队和困难户看作包袱。 李金玉是第二种，他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把困难户看作亲人，认为“越穷越要贷款，越困难越要贷款”。他坚定地相信只要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广大群众，通过扶持生产，开展多种经营来帮助困难队、困难户自力更生，一定能够做到有借有还。 下村乡村民杨振东今年已经87岁了，说起李金玉对他的帮助，老人依然满怀感激。1960年，杨振东复员回家。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义务兵，他始终怀揣着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家中的困境让他陷入了苦恼，“我是个很能干的人，但一身的力气不知道往哪儿使。” 1964年，杨振东认识了李金玉，两人之间的一次对话，他至今没忘。 “振东，家里穷，你得想个门路。”看到杨振东家徒四壁，李金玉急在心上。 “没钱呀，一穷二白能怎么办?”杨振东愁上眉头。 “钱不用愁，贷给你款，你得养点什么。”李金玉支招。 思虑再三，杨振东有了主意。“要不养两头小猪吧。” 这次对话后，杨振东从李金玉那儿贷到了30元，买了两头小猪，养到年底，两头猪卖了百余元，“还完贷款还余下70多元，改善了生活，添置了农具，也有了以后生活的本钱。”这是杨振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李金玉贷款，通过这30元贷款，他的日子红火了起来。 “哪里贫穷就往哪里钻，哪里困难就往哪里跑。”李金玉帮助老百姓克服了买粮、喂猪、搞副业、修房屋、治病等方面的许多困难。老百姓觉得他知心、温暖、实诚、牢靠。正如那首广为流传的民谣里唱的，背着大挎包的李金玉成了老百姓的“贴心人”。 “李金玉，脑子好使!”记者在下村乡采访，多位村民在回忆中交口称赞，李金玉是出了名的“会算账”，给谁放款、放多少钱、什么时候还款、本息多少，都在他脑子里。 但是，让人难以想象，“脑子好使”的李金玉，竟然不识字。干起工作来难度多大可想而知。 1965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组曾对李金玉进行走访，还原了李金玉办理业务的情景。当时，李金玉每天转六个村子，经手的业务少时一二十笔，多时六七十笔，谁存了多少，谁支了多少，主要靠心记。 开始的时候，业务少，他就利用上衣的几个口袋，把每村的货款条、存折、存单和票子分别存放。晚上回来，顾不上吃饭，先和会计宋建玺下账。后来，业务越来越多，他就努力学习，用红蓝铅笔写数码，红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