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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左丘明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孔子曾提及左丘明。《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左丘明的年代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有人认为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 共为表里。”既然认定《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孔子又引左丘明以自重，则左丘明至迟是孔子同时代的人，他俩一人作经，一人作传，互相配合。 谨慎的班固对这种说法稍稍作了一些微 小的修改，他在《汉书·艺文志》里说：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 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暦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班固的话说得比较含糊，既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看了史记，又说其作传在孔子传 《春秋》给弟子之后。这样，左丘明实际上就成了孔子同时代的极其长寿者。在班固的 “暗示”下，晋初的杜预改变了左丘明的身份，他在《春秋左氏传集解·序》中说：“左 丘明受经于仲尼。” 就这样，左丘明最终成了孔子的学生！ 自唐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左丘明的著作 权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左传》中所记载 的占卜预言，往往极其准确，其书必成于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以后，而《左传》中的一些官名、爵号、风俗等等，又是战国时期的秦制，因此，《左传》的作者当是战国时人。 不过，这些例证还可以从反面看：怎么知道这些文字不是战国时人后加进去的呢？如果它们确实是战国时人后加进去的，那么，《左传》的主体部分为左丘明所作的这一论断依然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传说中的这位左丘明，并非“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 而且，其意见还时常与圣人相反。《左传》在记事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有时与孔子严重不合。 如，《左传·隐公三年》记载：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 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 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这段文字可观上将周天子与诸侯视为对等 之敌国，这与孔子的尊周、称周王为天王的思想是相违背的。孔子反对以臣召君，书“天王狩于河阳”，怎么会如此尊卑不分呢？这位“善恶与圣人同”的史学家怎么会如此不懂得名分呢？无怪乎黄震在《黄氏日钞》卷三一《读春秋左传》中说：“郑庄公伐周， 射王中肩，春秋初第一罪人，而《左氏》反第一以为贤，可怪也。”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左传》有害理处”曰：“《左传》议论遣辞，颇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艳之故， 后人一切不复言，今略疏数端，以箴其失。传云：‘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杜氏谓：‘不复専任郑伯也。’‘周公阏与王孙苏争政，王叛王孙苏。’杜氏曰： ‘叛者，不与也。’夫以君之于臣，而言贰与叛，岂理也哉！”《朱子语类》卷八三也 记载了朱熹的愤慨：“《左传》??议论有 极不是处，如‘周、郑交恶’之类，是何议论？” 再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 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 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春秋之时，政在大夫，季氏专权，昭公被逐， 这正是令孔子痛心疾首的事情。而史墨之语全然是在维护季氏而攻击昭公。《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好恶与圣人同”的左丘明怎么能写出与孔子看法相反的文字呢？即使史墨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左丘明也不应该以肯定的口吻写出来的。 再如，《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诸率诸 侯之军伐楚国，其理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楚国的回答是：“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当齐侯向楚使屈完炫耀武力时， 屈完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