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园审美嬗变研究.docx

    唐代文人园审美嬗变研究     徐彪　段炼孺　杜昆 纵观唐代文人园，其经历了从寄情、移情到入理、重理的发展阶段，这样的变化其内因是自然审美的嬗变。园林作为第二自然即人造的自然，有赖于士者文人自然审美意识的变迁，唐代文人园形成了寓情于理、情理相依的园林景境。 造园、游园、颂园是中国文人自然审美的重要表现形式，唐代文人园林的发展变化体现出了从寄情、移情到入理、重理的自然审美嬗变，园林作为第二自然即人造的自然，有赖于士者文人自然审美意识的变迁，唐代文人园形成了寓情于理、情理相依的园林景境，在此基础上造就了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国自然山水文人园。 为了理清唐代文人园自然审美的阶段变化，笔者试着依照唐代诗歌发展的时期划分将唐代园林的发展也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样的划分也是有所依据的，诗、园同源，其根柢就是中国山水文化主导下的传统景观美学体系—自然美学观，属于同概念下异质媒介的艺术表现。诗文可以说是意化的园林景境，而园林景境则是物化的诗文。基于以上阶段划分对唐代文人园林在唐代不同阶段伴随着自然审美意识的变迁所产生的园林景境变化做出分析研究。 寄情山水，缓解忧愁 隋末唐初，社会尚未稳定，局势动荡。有赖于自然审美意识的自觉，使得人们纷纷寻求出世的解脱，致使隐逸文化盛行，归于山林，造园隐逸成为风尚。这种意为出世、逃避祸乱、寄情山水的文化起于魏晋时期，发展至唐时，两者相较，已有不同，不同的便是审美主体的情与客体景的关系变化。比较来看，魏晋文人所寄托的情感是悲愁无望的，政治上的失意、彼时的纵情山水，更多的是无奈的逃避与愤懑，唯有将情感寄托在山水风景上寻求心灵慰籍，时有谢灵运的山居别业，又有“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的冯亮园林，更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归园田居。审美的主要内容虽是自然山水及田园生态，但缓解忧愁是对自然进行审美欣赏的主要目的。例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乐琴书以消忧”，又有：“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自然山水景观固然已经成为重要审美对象并且开始把诗情画意和人的观念融于自然之中。但是，排解忧愁才是其主要目的。此种情境下，士人们心有不甘，无怪乎谢灵运归隐后又复出，终于还是死于世俗纷争之中。因此魏晋时期是“偏于寄情的自然审美”。 而初唐与之相较，对自然的审美意趣步入更为明朗的境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入世与超脱中通过内心提炼和升华，产生更纯净的自然审美感受，就如初唐王绩所写：“家住箕山下，门枕颍川滨”，又有：“自得中林是，何忝上皇人”，师自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同是沉浸于湖光山色，陶潜注重借景抒情，而王绩更进一步创造情境交融的优美景境。 移情山水，情景交融 时至盛唐，长足稳定的发展促进了园林艺术的进步。此时文人墨客观览山水风光、追求自然审美的态度和情感是积极的、纯真的。抛却世俗纷扰，对回归自然的渴求出自自觉天性，没有过多来自其他因素的参杂，因此这种情感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契合，这种变化在唐朝的诗、画、园艺术中均有体现，其中园林以王维的辋川别业为代表。 对于辋川别业的描述多有记载，《雍大记》：“商岭水流至蓝桥、复流至辋谷、如平辋环凑落叠，嶂入深潭，有千古洞、细水洞、茶园、栗岭，唐右丞王维居右焉”。这是对辋川别业位置与园名的交代，也给我们交代了辋川的景观路线—于山岭环抱，有若车轮的溪谷之中分布，各景观节点依次为文杏馆、斤竹岭、鹿碧、木兰碧、茱英陌、宫槐陌、临湖亭、南沱、敬湖、柳浪、栗家獭、金屑泉、白石滩、北沱、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辋川集》对各景观节点均有描述，现列举一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近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紫》）、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蓉。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诗句虽是对辋川美景的客观描述，但极少具体渲染山貌水态林姿，境界空灵、自然天成。这或与他精通禅理有关。诗中的山水既是眼中的山水，也是心中的山水，自然中蕴含着主体的意愿与志趣，相较前人触景生情，以景寄情的心境，称得上是物我两忘、情景相融。 除却对情、景、境的理解与把握，这一时期对造园赏园之理的探索也显露端倪，其深层次是对自然审美感悟的升华。如王维对掇山理水之法已有理论，其著述《山水诀》：“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驰。回报处僧舍可安，水陆边人家可置。村庄著树以成林……”可以看出王维刻意经营，因地设景。例如对辋川欹湖水景的描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王维），为了充分欣赏湖光山色云影，还需临湖有亭，坐亭静眺，因此辋川别业又有“临湖亭”一景，得以“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王维）”。这是自觉的，有意识遵循自然审美之理的行为。 初探园理，寓情于理 中唐时期是唐代文人园林自然审美发展的转折节点，适时私家园林逐渐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