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中国哲学史-第十四章魏晋玄学 王弼 裴頠.pptx

第十四章 魏晋玄学（上）一、魏晋玄学概述二、王弼及其玄学思想三、裴頠及其玄学思想一、魏晋玄学概述魏晋时期，是指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称帝，到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共二百年的时间。魏晋玄学，是指活跃于魏晋时期思想界以融合儒、道为价值目标，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研究资料，主要探讨有无之辨（宇宙本体论）、言意之辨（哲学方法）、名教与自然之辨（自由问题）、才性之辨等一系列相关哲学问题的文化思潮。玄学之“玄”，出自《老子》首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玄学是继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之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阶段。（一）魏晋玄学的产生1.魏晋玄学是对汉代繁琐经学的直接否定西汉以来，特别是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被定为一尊。这就必然要求儒学是一个全功能的思想文化系统，要解释和解决并必须能解释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为了能够充分挖掘儒家经典所蕴藏的“微言大义”，经学家努力注经、解经、说经，直接导致经学日益繁琐化。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繁琐的经学研究，同时又伴随着虚妄之风的形成，造成儒学经学研究越来越失去应有的活力。2.魏晋玄学是汉魏时期人物品评制度之发展的结果汉代选拨人材和官吏的主要方式是察举和征辟制度。察举是地方选官的方式，征辟是朝廷选官的方式。黄帝直接选拨人材叫“征”，州郡选拨人材叫作“辟”。施行这种选拨制度的主要举措：一是对人物进行品评鉴识，叫作“乡评”，即被征辟者家乡给予此人的评议，评议标准以个人德行为主；二是由朝廷设立各种名号，以便各地推荐合乎名号的人材。但这种人材选拨制度实际上很难把握，所以汉代征辟选官实行的结果往往是名实相乖而有名无实。因此，人的才性衡量标准就越来越成为被关注和探讨的核心论题。3.魏晋玄学是先秦道家思想在汉魏时期发展之必然结果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文化思潮，有其必然的思想源头，这就是早在汉代就孕育并发展着的先秦道家思想。中国思想史上，先秦道家特别是老子最早对“有”“无”及其关系问题的进行思索和探讨，存在“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的哲学萌芽。先秦道家的这一前瞻性的探索，经两汉经学的孕育后，在汉魏之际新的适宜的环境中产生“有无”“本末”之辨的宇宙本体论，是合乎思想史自身的发展逻辑的。这是魏晋玄学得以产生的最主要的内在原因。（二）魏晋玄学的划分问题历史上最早涉及对魏晋玄学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的是东晋时期袁宏的《名士传》，把玄学的发展变迁分为正始、竹林、中朝三个时期。目前学界对魏晋玄学的分期，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三分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冯友兰、钱穆、方立天、许抗生等学者对魏晋玄学的历史分期，虽所持标准和具体划分不同，但皆持三分法；汤用彤、汤一介、康中乾等学者，持四分法，具体划分略有不同。综合史上及当今学界对魏晋玄学的划分意见，列分如下：第一阶段，正始时期（240-249），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这是魏晋玄学的形成期；第二阶段，正始年后（250）至元康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放达派和）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派，这是魏晋玄学的展开期；第三阶段，元康年间（291-299），以郭象为代表的独化派，这是魏晋玄学的完成期；第四阶段，玄学后期，以东晋张湛《列子注》为结尾；僧肇般若学的出现，标志着魏晋玄学终结。（三）魏晋玄学探讨的主要问题1.有无之辨——玄学本体论的思考“有”“无”及其关系问题，最早始于道家学派的创立者老子对宇宙世界的思考和解释。《道德经》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德经》第二章：“有无相生。”《道德经》第十一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魏晋玄学以老庄为基础，融合儒道，接续探讨有无本末等核心问题。第一阶段：曹魏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有”生于“无”，这是第一种本体论模式。《晋书·王衍传》称，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张湛《列子·天瑞》注引何晏《道论》载：“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王弼《老子注》第一章：“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第二阶段：西晋时期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派，认为天地万物“以有为本”，“有”（天地万物之有）生于“有”（本体之有），这是第二种本体论模式。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存在一个理论困境，即如何从“无”中生出“有”。对于这个世界具体之万有来说，“无”太过于抽象，无法演绎出天地万物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贵无论给社会带来一股崇尚玄虚、缥缈不实的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