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少子化、人口减少与再生产体制的变化.docx

? ? ? ? ? 日本的少子化、人口减少与再生产体制的变化 ? ? ? ? ? ? ? ? ? ? ? ? ? ? ? ? ? ? 一 引言 在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如何给东亚地区福利体制定位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福利体制的发展，其初始条件和路径均与欧美福利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学者认为东亚的福利体制尚未成形，不能断言属于哪种类型；也有一些学者把东亚福利体制视为“三个世界”之外的“第四世界”。Wilding和Holliday的“生产主义体制”（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理论可谓后者的典型（HollidayWilding，2003）。该理论从后发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福利的关系角度总结东亚地区福利体制的主要特征，与之前强调儒教或传统文化的东亚分析相比，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是，强调福利对经济的附属性仍然是把东亚地区视为福利国家发展的特殊案例，无法摆脱“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的陷阱。而且，过分强调福利对经济的附属也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该地区社会政策快速发展的动因，以及东亚地区内部的重大差异。 毫无疑问，每个社会的福利体制具有其固有的特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地区难免会遮蔽掉其他重要特征（例如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型等）。但是，提高分析的抽象度，从全球的、比较的视角来观察东亚地区的福利政策，有助于区分一个社会所具备的各种特征中哪些是该社会所特有的，而哪些是具有普遍性质的，进而从理论（而非现象）的角度分析福利体制发展的深层原因。 那么，在东亚地区，除了经济和福利的关系之外，还有哪些特征是具有地区普遍性意义的？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该特征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本文试图以“家庭主义”为关键词，通过日本这一典型的东亚家庭主义福利体制近几年的变迁，分析人口的少子老龄化所导致的福利体制（社会政策）以及生产/再生产体制的变化。 二 日本福利体制的特征 （一）福利体制的分析视角 在讨论日本福利体制的特征之前，让我们先确认一下本文对福利体制的分析视角。 作为一个社会中福利的供给模式，福利体制是该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综合产物。其中，经济因素，如产业结构、企业治理模式、劳动力市场等对福利体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著称的调节学派把这些经济因素称为“生产体制”（production regime），并分析了生产体制和福利体制之间的制度性关联（Hall Soskice，2001）。当然，“国家vs.市场”自古就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是福利国家比较研究的主流，去商品化概念正是因为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市场这一核心关系，才能被社会科学界所广泛接受。 以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为主线的福利国家主流研究，在1990年代以后受到女性主义研究的批评和挑战。他/她们认为以往的福利国家研究中存在严重的“性别盲点”（gender blind），无意识中以成年男性劳动者为分析的前提，而且并没有对“家庭”这一重要的供给主体予以足够的重视。如果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现代福利国家，除了上述生产体制之外，“再生产体制”（reproduction regime）的特征以及家庭-国家-市场的关系也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核心关系。尤其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照护（care）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仅仅关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法提供全面的分析视角。埃斯平-安德森在1999年的著作里承认了自己对家庭和性别的忽视，并用“去家庭化”指标取代了以前的阶层化指标。在随后的著作中，他对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和性别分工的弱化给予了高度重视，甚至把该现象称之为可与技术革命相媲美的“性别革命”（Esping-Andersen，1999；2009）。 日本的社会学者武川正吾也从1990年代末强调再生产体制的重要性，认为“除了去商品化，去父权化[1]也是决定20世纪后半期福利国家形状的重要因素”，并把生产体制和再生产体制作为福利国家的两个基础条件（武川，1997；2007）。政治学者新川敏光根据去商品化和去家庭化两个指标对福利体制重新进行分类，明确提出去商品化程度和去家庭化程度都处于低位的“家庭主义福利体制”，东亚和南欧被视为其典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日本是“在资本主义成熟和民主主义政治稳定后依旧保持家庭主义的稀少案例”（新川，2011）。 本文作者继承上述学者们的分析视角，把生产/再生产体制和福利体制以及政治、社会文化的因素的关系整理成图1。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图中没有注明，政治体制亦受到生产/再生产两个体制的影响，并起到链接福利体制和生产/再生产体制的媒介的作用。 图1 福利体制的分析框架 （二）日本的家庭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