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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构的现代派与现代主义——论两种知识谱系之间的同时代性 从1970年代末开始，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和相关论述被引入中国，并在1980年代初的文学和文化领域引发了激烈的论争。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以“现代派”一词来指称“现代主义”一、作为“文学事件”的“现代派”：“外国文学”知识的历史化与本土化“文革”结束之后，在“反封建”思潮和“人道主义”思潮席卷整个社会的同时，发生在文学领域的“现代派”论争也同时展开，成为“新时期”之文学“现代”规划的集中体现。然而，就在1983年之后，“现代派”论争就暂告一段落了。程光炜指出，“现代派文学”这一概念“到了1983年后就不再使用了”，文学史家“对1985年以后的探索文学现象更愿意采用‘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等表述，而不是‘现代派文学’”正是由于“现代派”概念被批判和悬置，等时过境迁之后，也就有了对“事件”进行重述的可能。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开始了对“现代派”概念的重新讨论。例如，许子东在《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1989）中就分析了“现代派”如何在历次论争中被“我们”化，为后来研究提供了出发点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尽管在19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表现积极，但在1980年代末以来对此“知识”的重新理解上表现得相对冷清。郑体武观察道：“在我个人印象里，9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界召开的各类学术研讨会，讨论后现代主义的很多，但专门讨论现代主义的似乎没有；在已发表或出版的诸多论著乃至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很多，研究现代主义的相对较少。”与这些单篇论文或章节相比，李建立完成于2008年、修订出版于2019年的博士论文《“现代派”考论：知识与观念的生成（1950—1980）》所涉及问题更为全面和深入，也足以成为国内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前沿成果。李建立认为，学界在理解相关“现代派”问题时，依托于“中国/西方”的框架，未能在历史化的基础上理解“西方现代派”、中国“现代派”和“modernism”的关系，并在“历史化的视角”中提问：“作为知识与观念的‘现代派’是在怎样的历史关联中生产出来并如何被体制化的？”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在重新审视“现代派”问题上已经产出了成规模、成现象的成果不过，也正是由于“本土化”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面临一个相应的问题：大部分国内学者未能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进行把握，因此只能暂时将“现代派”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搁置或切割开来，仅仅划出一片“本土”的区域去讨论“本土”问题。然而，正如僵化的“现代派”知识会限制我们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一样，反思我们的“现代派”知识，与重新理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缺失了任何一面，都有可能使另一面的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下一节将会讲到，英语学界对“现代主义”的重新理解也表明了，“现代主义”与“现代派”一样，也不只是单纯的“文学史概念”，而且也是需要被放置在具体语境中进行再审视的“文学事件”。二、另一个“文学事件”：英语学术中“现代主义”的建构与解构长期以来，在中外文学研究界，无论是“现代派”还是“现代主义”，都主要指西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运动。然而，张和龙通过学术史和概念梳理发现，“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与其所指的文学现象并非从一开始就联系在一起的：在1920年代，“‘现代主义’一词作为文学术语在英美文学界时隐时现，其面孔还相当陌生，意义尚不‘明确’，至于‘流行’更是无从谈起”为了说明后来研究对于“现代主义”知识的解构，这里首先需要稍微总结一下“现代主义”知识的建构过程。西恩·莱瑟姆（Sean Latham）和盖尔·罗杰斯（Gayle Rogers）在《现代主义：一种观念的演化》（Modernism:Evolution of an Idea,2015）中通过对英语文献的梳理指出，在19—20世纪之交，“现代主义”被广泛但含混地运用在诸如文学、艺术、商业、政治和宗教等各个领域，表示求新求变、追逐时尚和反对传统等意，并在不同的人那里引发褒贬不一的情感反应，“即便是在与这个概念密切相关的实验作家（即指庞德、T.S.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被标签为“现代主义”的作家）那里，‘现代主义’也是一个移动的（mobile）、扩张的（expansive）、最终也是不确定的（unsettled）概念”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从1970年代末开始，上述规范化的“现代主义”知识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族裔研究、文化研究或媒介研究等学术潮流的冲击。例如，在其《侵略的寓言：作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现代主义者温德姆·路易斯》（Fables of Aggression:Wyn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