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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绿色金融 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 摘要：天津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要想成功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如何运用好绿色金融手段，引导社会资本构建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实现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和转型，需要地方政府进行积极地调整布局。本文力图以国际视野审视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借鉴内外部发展经验，针对天津的具体情况向地方政府和区域金融机构提出行之有效的绿色金融发展建议，以期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为天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绿色金融支持，从而助力我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愿景。 一、引言天津是一座老工业城市，与一线城市相比工业技术水平偏低，工业附加值比重不高，“两高一剩”行业占比偏高。2020年，天津地区生产总值为14083.73亿元，同比增长1.5%，低于全国整体增速0.8个百分点，在城市级排名中跌出前十。总体来看，当前天津经济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市场主体偏少，发展新动能“底盘”偏小、支撑作用不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供给不足，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力度不够（本文力图以国际视野审视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借鉴内外部发展经验，针对天津的具体情况向地方政府和区域金融机构提出行之有效的绿色金融发展建议，以期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为天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绿色金融支持，从而助力我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愿景。二、绿色金融发展概况（一）绿色金融的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能改善环境、气候和节约高效利用资源的经济活动，是对项目投融资、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转型的系统性制度安排。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金融、财政、环保等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配套支持，要建立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解决项目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同时，也需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加大创新力度，通过发展新的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解决绿色投融资面临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产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问题。（二）国际发展情况美国的绿色金融起步较早，主要通过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两个方面发展绿色金融。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均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约束和激励金融机构、企业、市场中介等主体参与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欧盟与美国相比，在政府直接参与度上明显偏高，欧盟及各成员国政府主动运用市场化方式促进绿色项目发展，其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过贷款贴息、利率优惠、税收优惠、政府担保等措施，帮助绿色环保项目获得低成本融资；二是通过政策性银行、政策性基金、政府性基金等带动私有资本投入绿色经济。2020年1月1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可持续欧洲投资计划”，提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日本同样重视政策法规的引导作用和绿色金融的创新。政府通过税收、财政补助、绿色金融等手段引导产业向绿色发展，促进绿色环保技术开发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各个国家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的尝试，为全球统一标准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发展呈现全球统一标准和协调发展的大趋势。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相继推出之后，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成为全球各国的发展共识。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均签署了由联合国主导的，于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绿色信贷标准《赤道原则》第四版于2019年11月底发布，截至2019年11月底，全球共有38个国家的101家金融机构宣布采用《赤道原则》。（三）我国发展情况自2016年以来，我国沿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两条路径，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着力完善制度框架和激励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部委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指导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据央行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11.9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3%。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统计，2019年我国发行人在境内外市场共发行贴标绿色债券3862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非金融企业发行量占比为37%。截至2019年底，中国境内贴标绿色债券市场的余额为9772亿元。据Wind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共颁布股票类绿色指数57个，债权类绿色指数78个。共发行股票类绿色指数基金产品103只，基金规模为903.52亿元，其中QDII产品4只，基金规模为19.78亿元；债权类绿色指数基金产品4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