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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延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范式 二 易延友colon;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范式lpar;二rpar; 四、“毒树之果”的保障作用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毒树之果原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认为，没有毒树之果原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将大打折扣。[8]本文收集的案例数据有效地验证了这一命题。在二次供述、多次供述的语境下，由于毒树之果原理欠缺，突出显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无效。不仅严禁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则实效性大打折扣，其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性机制也受到削弱。 (一)不同毒树长出的“毒果” 在美国，毒树之果原理既包括第四修正案毒树之果问题，也包括第五修正案和第六修正案毒树之果问题。其中，第四修正案涉及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证据；第五修正案涉及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第六修正案主要涉及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物证、书证的排除规则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实务中很少有排除物证、书证的案例，更谈不上排除根据物证、书证进一步寻找到的其他证据。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目前存在的仅涉及刑讯逼供、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这两项制度中的毒树之果问题。 在所有与毒树之果有关的案件中，刑讯逼供最普遍，反映的问题也最严重。例如： 邱涛受贿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本案辩护人二审庭审中出示两份证据，以证明2021年10月28日至29日侦查机关制作的讯问笔录及邱涛的《自我交代》系非法取得。经查，一审并未采信该期间制作的讯问笔录及《自我交代》作为定案依据，故辩护人出示的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邱涛及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用于证明其犯罪的2021年10月31日、11月1日的讯问笔录均系非法取得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经查，看守所关于邱涛的提讯情况记载：侦查人员于2021年10月31日18时00分至20时10分、11月1日9时02分至14时00分在看守所对邱涛进行了提讯。侦查人员在此期间制作的讯问笔录证实，邱涛在看守所期间的有罪供述均经过其阅读并签名，其在每份笔录上均写明“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一样”，而且在笔录的制作时间和地点相应部位上均按有手印。因此，侦查机关依法对邱涛采取强制措施后，在看守所对其制作的笔录是依法收集的，系合法有效的证据。该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从本案二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看，侦查机关在未合法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即于10月29—30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并且在讯问过程中伴有刑讯逼供；一审法院对辩护人提出的排除该期间被告人所作供述的申请实际上是认可的，所以才会有“一审并未采信该期间制作的讯问笔录及《自我交代》作为定案依据”的结论。然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显然并不是仅仅申请排除这一期间所获得的供述，而是申请排除之后的所有供述，但是一审法院只排除了非法拘禁期间获得的供述。二审期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试图出示非法拘禁期间获得的供述作为证明之后的供述也应予排除的依据及线索，但被二审法院认定为此三份证据不具有关联性而加以拒绝。二审法院关于这些证据与案件无关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无关，被告人就不必申请排除；既然申请排除，显然是作了有罪供述；既然是有罪供述，当然与案件有关，而且属于控诉证据；即使与案件实体事实无关，如果确系非法取得，则用于质疑控方其他证据合法性时也具有关联性。 除刑讯逼供外，因违反强制措施规定被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入所之前供述予以排除，入所之后供述不予排除。例如： 谭某某等贩卖、运输毒品案，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庭审中，本院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公诉机关出示了倪某某入所身体健康状况检查表等证据，以证明侦查机关取证程序合法，但未能提供倪某某被关押至看守所之前供述的同步录音录像，不能客观反映该时段取证过程，故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本院对公诉机关举示的倪某某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供述予以排除。因无直接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对倪某某进行了刑讯逼供，入所体检表证明倪某某入所时身体健康，入所后侦查人员在讯问倪某某时的录音录像反映其精神状况良好、回答问题逻辑性强，侦查人员在讯问中无强制性语言，结合倪某某供述的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吻合，足以认定倪某某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的有罪供述是自愿和真实的，应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 本案法院依法排除了被告人在看守所外被讯问时形成的笔录，却容许入所后讯问形成的笔录。这样判决所确立的规则，实际上就是入所前的供述因可能涉嫌刑讯逼供不具有可采性，但无论入所前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只要入所后没有刑讯逼供，所获得的供述就具有可采性。这一规则的不利后果是：入所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直到其不敢翻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