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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宽松、货币主义学派及其旗手弗里德曼 2020年3月以来，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各国经济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之中。经济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重拾升势的迹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尽量降低新冠肺炎对经济的破坏程度。 一般来说，经济政策可以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实施的刺激经济政策是财政政策，包括减免税收、转移支付、政府举债投资基建项目等； 比如，美国政府给低收入人群发现金，允许企业和个人延遲缴纳税、费等，都属于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和扩大货币供给，增加货币流通量以刺激经济； 比如，将存款基准利率降到零甚至负值、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等，都属于货币政策。 从理论上说，各国中央银行是独立于政府的，而且货币政策的形式比财政政策丰富得多，所涉资金规模也比财政政策大。 在危机期间为了让市场保持资金充裕，央行先是把利率降到零或接近零，鼓励人们积极消费甚至贷款消费。如果零利率仍未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标，中央银行就会在市场上购入未到期的债券和存单，将不能流通的票据换成现金。这就是“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是在利率接近零或低于零时为了刺激经济而做出的特殊货币政策安排。 下调利率的趋势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后期。当年美联储就是带头降息的央行之一。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股灾重创了全球股市，为美国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刚上任两个月。他承诺在金融泡沫破裂时，不会出手干预，并表示相信市场本身的调节力量。然而，他言行不一，股灾出现后，他立即宣布“随时准备提供流动性”。 从那以后，每次发生危机，各国央行都效仿美联储的做法来支持经济，并且干预力度越来越大。在20XX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中，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首次把利率降为零。这样还不够，还启动了购债行动，也就是“量化宽松”。那次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先后实施了4轮量化宽松操作，政策效果显著，避免了美国陷入萧条的危机。20XX10月29日，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到20XX，美联储曾试图恢复正常状态，调升了利率。可是此举随即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结果在第一次警讯出现后，美联储就恢复了零利率。 2020年，随着疫情大流行，所有主要央行都通过启动空前规模的购债计划，为经济提供援助。欧洲央行（ECB）拿出超过1.5万亿欧元，让欧元区的国家更容易筹集资金。虽然各央行都宣称，干预行动是暂时的，并且保证会很快提高利率，回归“常态”。不过，惠誉评级公司（Fitch Ratings）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恩·库尔顿反驳说：“他们在20XX—20XX也说过同样的话。”可是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是，中央银行在恢复常态方面没有走太远。 在调低利率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方面，美联储也不遑多让。从4月份开始，美联储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救市新举措。它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加大对信贷流动的支持力度，在有抵押和无抵押的基础上支持信贷。美联储购买了大量未到期的国债、商业票据和机构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以支持市场平稳运行和货币政策向更广泛的金融和经济机构有效传导。它还通过建立新的放贷项目来支持对大企业、小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信贷流动。 美联储还放宽条件发放学生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以及由小企业管理局（SBA）担保的贷款，还将市政可变利率即期票据（VRDNs）和银行存单纳入被回购的证券范围，使信贷流向市政当局。 美联储的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现在再次处于无限宽松的状态。”“美联储的政策正转向更高的档位，试图帮助支撑目前看似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经济。”“美联储正在转变角色，不再是最后的贷款人，而是最后的买家。不要问他们会买入多少（未到期的票据），这是真正的无限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政策大大地增加了经济中的流通货币，降低了获得资金的门槛，使得许多由于疫情而濒临破产的企业和个人获得资金以度过难关。 谈到量化宽松政策，不得不提一下货币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货币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快的时候，货币需求量大； 经济增长慢的时候，货币需求量小。那么，如果中央银行能够将货币供给量控制在一定水平，就能减少经济的波动，经济既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当前疫情肆虐，社会上的货币需求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都大幅下降，这时需要中央银行向经济注入货币，使得货币流通量不至于大幅减少，经济也就不会大幅下滑。 货币主义学派是个年轻的学派，诞生于1960年代。从1980年代以来美联储在历次衰退中实践货币主义学派理论的效果来看，该学派的主张是行之有效的。提到货币主义学派，就不能不提它的旗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