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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终被证实 张献忠两件事最出名：杀人、掠财 本案的主人公张献忠生于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延安人。他性格桀骜不驯，在延安府当捕快期间，就屡犯军法。年（崇祯三年），恰逢明末乱世，宦官当权，民不聊生，张献忠在家乡米脂追随王嘉胤起事。王死后，张献忠改投高迎祥，和李自成同属一股起义军。 张献忠不久即与李自成因故分裂，他率部进攻长江流域，李自成则进攻黄河流域。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李自成称“闯王”，张则自称“八大王”。张献忠为人极其狡诈，明朝对他软硬兼施，先是许给他高官厚禄，期冀招抚；后又对他多次围剿。每到危急关头，他就诈降，渡过危机后则再次反叛。明朝政府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皇帝。 在经历了年的艰苦“创业”后，年，张献忠攻下武昌称帝，国号“大西”，终于实现了皇帝梦。清朝文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他将楚王（朱华奎）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张献忠爱财，且一以贯之，从不嫌多。年，也就是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张献忠则带兵入川。在天府之国，他干了两件让他留下恶名的事，一是杀人，一是掠财。 张献忠出身行伍，从不惧怕死人，杀人一度成为他解决问题的手段。据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部下报粮草不足，他便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杀人，杀百姓，杀伤兵。成都有一块《七杀碑》，记录的便是他的杀人如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张献忠的劫掠对象由皇室官绅发展到普通百姓。清人刘景伯在史书《蜀龟鉴》中记载，张献忠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其行为之暴虐，可谓空前绝后、毫无天理与人道可言。 张献忠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他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后来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 宝藏究竟匿于何方 有人说，人生最可悲的事，就是人死了，钱没法花了。对敛财有着近于病态狂热的张献忠而言，更是如此。当了两年皇帝后，清朝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年月，张献忠部被清军包围，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巨额财宝竟由此和他一同消逝。 千万财宝是藏于锦江水底？或是埋于青城山下？还是隐于芦山县城（隶属于今雅安市）？自古以来人们的猜测不一而足，其中最让人们信服的藏宝地，就是沉于江底。 正史《明史》记载，张献忠在被迫撤离成都前，干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让部下在锦江筑堤，抽干江水，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出数丈深的大坑，将劫掠来的财宝倾倒其中，再重新决堤放水，将大坑冲平、淹没，以此掩人耳目。后来的史书《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地方志《彭山县志》上对张献忠宝藏的下落则另有说法：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只得改道由水路出川，但船队沿锦江刚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便遭到当地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张献忠不得已退回成都，许多满载金银的木船则沉没于锦江。更有人说，张献忠的船只是自焚，杨展的幕僚费密在清康熙年间所著的《荒书》中也记载：“杨展先锋见贼焚舟。”张献忠为何自己烧了船只？这无疑为“江口沉银”之说又添了一层神秘面纱。 民间流传的第三种说法是：张献忠自知兵败，撤离成都前，提前让手下做了许多木筒，将银锭灌藏其中，投入锦江，使其顺水漂流，准备在狭隘处打捞。可惜途中遭到杨展兵马的埋伏，尚未来得及打捞便兵败如山倒，那些木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沉于江底。 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张献忠将所掠财宝沉于江中，地点就在江口附近。这无疑为后人沿江寻宝留下了无尽的空间。 寻宝从未间断 如此巨额财富，后人自然垂涎已久。从清朝到民国，从朝廷、官员、将领到地方军阀、普通百姓，对张献忠宝藏无不津津乐道。 传说中，最早得到张献忠宝藏的人是杨展。查证史书可得知，那场发生在江口的战役确有其事，交战双方便是张献忠与杨展，前者大败，后者胜。基于此，后人猜疑，张献忠江口沉银被杨展所获。根据费密在《荒书》中的记载，杨展起初并不知道沉船中藏着什么，后来，一个渔民将其打捞上来，数万两金银尽归杨展所有。 另一种说法来自清朝沈荀蔚所撰史书《蜀难叙略》。据说，当年张献忠焚舟之时，一位幸存船夫投奔杨展，据实相告，杨展于是针对木筒特点，命部下用长枪在江中打捞，一旦发现木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