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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超额薪酬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正处于战略机遇期而言的中国企业，只有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技术壁垒，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速转型升级，才能跟随时代发展潮流，从而紧紧把握好变革机遇。而做到这些都需要企业承载更大的风险。企业经营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为投资风险，因此现有学术研究绝大多数从投资决策角度定义风险承担的概念。风险承担真实反映了企业风险投资的行为偏好，高风险承担水平意味着企业可以接受那些高风险但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通常认为在合理范围内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有益于提升企业价值，能促进企业更健康、更长久的生存和发展[1-3]。 目前有关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因素的文献大多从企业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两大维度来探究。内部特征主要涉及所有权结构与性质、CEO特征以及管理层激励等方面。所有权结构与性质方面，李文贵等发现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普遍较低，而国有企业民营化后会有明显提升。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发现机构投资者、家族企业、大股东持股的分散化都能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CEO特征方面，CEO的性别、过度自信、海外背景以及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均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管理层激励方面，众多学者对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和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持有不同意见。有国外学者认为给予高管更高的薪酬激励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11-12]，而国内张瑞君等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另外还有学者讨论股权激励、晋升激励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外部环境方面，John et al.认为，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投资者进行保护可以很大程度上减缓高管“寻租”倾向，提升企业对风险的偏好。但后来Acharya et al.通过研究发现，如果加强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可能提升了高管因管理不善而被辞退的风险，这反而会降低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发现，市场化进程、社会网络、儒家文化以及地区社会冲突均能影响到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近年来，上市公司高管畸高薪酬的现象日趋普遍，媒体和广大社会人士对高管获取超额薪酬的正当、合理性产生了严重质疑。政府部门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立法便是一个主要途径，比如，20XX初我国开始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等，其主要目的是希望以此来抑制央企高管的过高薪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通常情况下，高管正常报酬应是由薪酬的经济影响因素决定的预期得到的部分，而超额薪酬指管理层实际到手的所得高出预期报酬后的非正常部分。企业业绩一般是确定高管薪酬的重要经济因素，但从以上可以看出，超额薪酬并非与业绩直接相关且不在最优薪酬契约约束范围内，是高管无需耗费心力经营企业就能到手的利益。以往大部分研究发现，超额薪酬是权力寻租的体现，它并不代表管理者才能和高管经营企业的尽心尽力程度，是高管利用权力进行薪酬操纵的结果。而媒体和广大社会人士对过高薪酬的严重质疑无形中会对高管施加巨大压力，由此高管便产生了薪酬辩护的动机，对自己到手的过高薪酬提供合理化的理由与解释，以减缓压力[21-22]。程新生等的研究也表明为平息外界的“愤怒”，获得超额薪酬的高管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战略信息，来展现自己的才能进而使得获得的超额薪酬“合理化”。此外有学者证明了超额薪酬会降低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而且还可能损害企业价值[23-24]。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关于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为空白，超额薪酬作为经理人“自私”“利己”的象征为我们分析高管权力寻租的行为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鉴于此，本文以2007—20XX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着重考察高管超额薪酬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究高管超额薪酬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并试图探究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负相关，在国有企业中尤其明显。内部控制是高管超额薪酬与风险承担的中介变量。也就是说，高管超额薪酬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主要的影响路径是拥有超额薪酬的高管提高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当前仅有几篇文献关注了超额薪酬对债务融资、并购绩效等方面的作用，本文从高管薪酬防御这一角度出发，对超额薪酬经济后果的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一定程度上为“限薪令”提供了理论依据。（2）目前高管的差额薪酬方面，只有学者研究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内部）薪酬差距、管理层和同行业管理层（外部）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而本文首次将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结合，进一步拓展了有关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