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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以１８６１年１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为标志，以１８９５年４月《马关条约》签订而告一段落，历时３４年。 性质：它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分开明官僚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而进行的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恭亲王奕、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等；在地方，前期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后期则以张之洞等为代表。 范围：洋务运动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对外交涉、编练新式海陆军、制造枪炮舰船、兴办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 重心：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洋务运动的重心，前后有所不同，前期以“求强”为主，即训练新式军队和设厂制造舰炮，企图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后期除继续进行“ 求强” 活动外，还提出“求富” 的口号，强调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富” 与“强”并重。 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尖锐的思想论争和政治斗争。在洋务运动时期， 洋务派与顽固派发生了三次激烈而又典型的论争。 洋务派同顽固派的争论首先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问题上爆发。 同文馆设于１８６２年，主要任务是培养办理洋务所需的翻译人才。 １８６６年，奕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从科甲正途中招收学员，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此举引起顽固派强烈反对。 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天文算学馆虽然获准设立， 但报考的人寥寥无几。 第二次是１８７４年的海防之争。 李鸿章、刘坤一等洋务派支持丁日昌提出的加强海防建设的建议，认为“海防本为今日全局第一要务”。 顽固派则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国家盛衰成败在民心，中国不必去“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 第三次是在建设铁路问题上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交锋。 洋务派认为兴修铁路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之一，而顽固派则坚决反对修建铁路，认为修筑铁路要毁坏田地、房屋、坟墓、桥梁，既影响人民生计，又招致洋人觊觎。 三、洋务思潮的主要内容 从思想内容上看，洋务思潮深受林则徐、魏源经世致用和“师夷长技” 思想的启迪，以“自强御侮”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强调制器练兵，侧重点在军事领域。 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意识到，近代化的军事工业离不开民用工业的支持，于是，他们的注意力开始由军事领域扩展到工商等民用领域。 洋务派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正处于“ 华夷混一”、“古今未有之大变局”，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从“变局”论出发，顺理成章地提出“ 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的“借法自强” 思想。所谓“借法”主要指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 一是以“变局思想”为洋务思潮的起点 二是由“求强” 到“求强求富”并重 李鸿章认为要“强”必须先“富”，于是洋务运动转向“以工商立国”的求富思想。 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观点。薛福成也认为，西人谋富强“以工商为先”，中国应“自理商务”，“富而后可次第修举”。郑观应总结洋务运动以来的“商本”思想， 呼吁“以商为战”，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三是培养新式人才 办理洋务需要新式人才，为此洋务派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同时，选派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 为了解决这些新式人才的出路问题，他们正式提出变通科举的要求，希望在传统的科举考试中增加西学即自然科学一项，以便使这些新式人才也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为国效力。 四是理论上形成了“中体西用” 论 “中体西用”的意思是在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 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学护守中体。 它强调“中学”应置于“体”的位置，“西学”只能置于“辅”的地位。“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思潮的总纲，也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论的形成及评价。 第二节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一、 以礼治世的思想 二、“师夷智”以自强的思想 三、“羁縻为上”的外交思想 四、“陶铸人才，转移习俗”的思想 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２８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１８４７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此后几年之后， 相继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始，率先试办洋务，成为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１８６８年，任直隶总督，拜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文正，后人又称他为曾文正公。著作被后人编为《曾国藩全集》。 一、以礼治世的思想 曾国藩出生在具有浓厚封建礼教传统的小地主家庭，从小深受儒家礼教思想熏陶和影响。他在研习礼经及礼学典籍的过程中，注重发掘其中的经世之旨，形成了以礼学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治世思想。 一是“以礼自治，以礼治人”。 二是忠君卫道，维持纲纪。 三是以礼治军。 二、“师夷智”以自强的思想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自强主张。 自强首在“师夷智”以造炮制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