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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律法规}法律知识秩序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 实意义，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计划经济也会导致社会抗争。市场引发社会抗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对社会抗争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可能会误导人类解决社会抗争的努力。当市场发展以威权模式为取向时，「外在性」不单单是市场本身所造成的结果，政治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导致社会抗争这种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所言，「政府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亨廷顿，1976年)。 二十世纪90年代，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抗争呈明显增长的趋势。崔大伟(DavidZweig)在对《民主与法制》进行了个案研究时发现，从1988年─1997年，《民主与法制》共报导了三十起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1993年─1997年共计二十六起，1991年二起，1990年和1989年各一起。作者还同时对这三十起事件进行归类，认为有五种原因导致了乡村社会抗争事件的发生：土地征用、乱收费、行政或经济问题、干部滥用权力和对干部或政策的错误攻击(DavidZweig，2000年)。在崔大伟所作的归类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社会抗争事件占了绝对多数，因此，可以讲，政治因素可能是引发(至少是在乡村)社会抗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与其用经济外在性(不妨称作「市场中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不如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更有说服力。 其实，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事件远远超越了市场的范畴。2000年，裴宜理(E.J.Perry)和赛尔登(MarkSelden)共同主编了一册论文集，书名为《中国社会：变化、冲突与抗争》，文集共收录了十一篇文章，每篇文章都论及中国社会冲突的某个方面，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冲突、环境保护者的抗议活动、宗教问题等等，主编者避开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路径(即「市场中轴」)，扩大了观察中国的视野。尽管作者没有作方法论的说明，但是，论文的研究取向足以表明，「政治中轴」也许更加合乎逻辑地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乃至抗争的宏大原因。 本文之所以主张以「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起因，并不是简单地遵循学术经典的理论原则，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具体原因： 其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模式──国家主义。这种模式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作「东亚模式」，核心内容是国家(政府或政党)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既是游戏者，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腾飞通常通过两种体制支撑：一种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中，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从属于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后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引入市场因素，即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框架。中国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后发模式」，它一方面希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能量，但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必须垄断资源以便动员资源，然后才谈得市场的自主发展。在此威权模式下，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影子随处可见。在〈政府即厂商〉一文中，魏昂德(AndrewWalder)认为，中国政府是经济市场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Walder，1995年)。因此，社会抗争与其说是市场的外在性结果，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外在性结果。 其二，政治合法性基础──发展主义。1978年之前，革命后政权统治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连续的政治运动将中国带入政治危机之中。1978年可以看作是革命的终结、后革命时代的开始。在后革命时代，政治领袖逐渐转变合法性获取的主题，1992之后，「发展是硬道理」轻易地替代了「政治挂帅」的合法性地位，发展主义既是政治统治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的工具理性。经济发展几乎成为考虑政府绩效、有效性的唯一指标。当发展主义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国家必然扩张自身干预社会的能力和范围，这样，国家既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抗争的源泉。当国家积极介入社会发展过程时，其附属性结果就是政府和国家力量也随之增长。 其三，市场分权的代价──地方主义。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整体上讲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过程，是围绕着如何在市场条件下将资源分配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其实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央必须放权，另一个是在放权之后，中央如何进一步控制地方势力的崛起。1994年，中央推行分税制，在财税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中央财政的弱小问题，但是，国家能力不仅仅是一个财政能力问题，当我们发现中央财政在逐年增长的同时，地方主义的势力却愈来愈僭越中央的控制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无视中央的规定，非法吸取资源。当市场化和分权加强地方机构的自主权时，由改革引发的地方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