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律法规}法律环境政府管制与隐性契约.docx

{合同法律法规}法律环境政府管制与隐性契约 实的双重约束，构成当前中国法律环境进步的极大挑战。金融市场的研究与发展，不能脱离这一基本情境孤立地观察与分析。本文认同上述基本制度背景，并以之为起点。 成熟的法律环境既然不能在可预计的短时间内迅速达成，替代的方法必然产生。Glaeser和Shleifer（2003）发现，美国在1887年至1917年间，社会处于快速变迁中，在产权保护方面，政府管制比法律机制更加有效。这意味着，法律机制还是政府管制，取决于两者在保护产权上的效率对比。在一个不断变迁、转型甚至断裂的社会中，管制作为法律的替代，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备选的次优机制。转型的中国，似乎正是这一理论的良好例证，经济现实中政府管制司空见惯，普遍存在。这既是计划经济的惯性所致，也和社会快速转型、法律无法及时跟进有关。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对管制的认识也日益丰富。陈信元等（2003）发现证监会关于配股的管制政策诱发了上市公司机会主义式的重组行为；陈冬华等（2005）发现，政府关于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制，可能是促使在职消费偏高的重要原因。上述研究较多地集中于管制的负面效果，但其实管制也应当具有可观的正面价值。譬如，Blanchard和Shleifer（2001）发现，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式的联邦主义改革始终处于集中的中央权力之下，这是中国改革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Chen和Yuan（2004）发现，证监会关于配股的管制性审核，一定程度减轻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Pistor和许成钢（2005a)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早期的成功，最重要在于，在IPO阶段采取分权程序挑选上市公司，在地区间构造竞争性配额，这种以配额制为核心的分散化行政管制替代了标准的法律治理功能。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入研究政府管制的正面价值，并为其提供经验性证据。 在法律尚未健全的经济体中，政府管制可能具有权力外溢的效应。一些无法诉诸法律（或者诉诸法律不经济）的纠纷，虽然解决此纠纷并不在管制机构的权力或职责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管制机构与纠纷某方具有共同的利益或立场，同时又拥有影响纠纷另一方利益的某种管制性决策权，管制机构可能会运用这种决策权，来表达其对具有与之利益或立场相同一方的支持。这种现象，为管制权力的外溢。一方面，管制权力的外溢可能有效，可以一定程度上校正法律机制缺失带来的缺陷；另一方面，达成上述效率的代价，可能是管制本身对于原定目标的偏离和扭曲。本文的重点，是观察、分析前者，并检验其经验性的存在。倘若管制权力外溢真实存在，市场理应能够发现并将其纳入理性决策的约束条件中。即便外溢的事实尚未发生，也会事先通过理性预期影响决策。管制权力的外溢，并不基于明文规定的契约（譬如政府规定、条例等），而是基于个体理性的各方默认存在的一致隐性预期。这种隐性预期的稳定性、一致性、强度、存在的时长以及变化的方向，取决于其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约束条件，譬如管制机构的意愿、能力、法律环境、社会伦理以及反复博弈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变化，等等。这种预期一致的、心照不宣的“无形的握手”（InvisibleHandshakes），为隐性契约 在就业与工资的研究中，隐性契约广为运用（Grossman 在就业与工资的研究中，隐性契约广为运用（Grossman和Hart，1981；Akerlof和Miyazaki，1980；Rosen，1985）。后来，又逐步扩展到解释质量的刚性以及激励合同，譬如Young和Levy（2006）将可口可乐公司不轻易改变饮料质量的行为解释为其与顾客的隐性契约，Baker、Gibbons和Murphy（1994）研究了显性契约（Explicit Contracts）和隐性契约在激励合同中的互补作用。 2制度、文献与理论分析 诸多的政府管制中，证监会的IPO遴选管制常常是学者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证监会一直用类似计划的方式向地方提供上市配额，由于担心股市发展规模失控构致风险，管制方式中始终伴随着规模控制的特色。1989年至1998年之间，监管模式始终是“审批制”，规模控制的方式则不断变迁 1989－1992 1989－1992年为纳入社会信用计划之中的规模控制，1993－1995年为“总量控制，划分额度”，1996－1998年为“总量控制，限报加数”（李东平，2001），这些办法（尤其是1993年以后），都给地方下达了规模指标。 但是，证监会也并非权力无边，在其他方面也有着自己的软肋。譬如，如果上市公司闹出丑闻，投资者受到损失，证监会除了将公司特别处理或者摘牌之外，在保护投资者免受损失方面别无良策。并且，由于我国保护投资者的各项法律及其落实尚在建设中，所以，投资者在寻求法律保护时，受到很大的制约。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通知，要求全国各地法院暂时不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