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优秀课程.ppt

司马迁 任 安 任安，字少卿，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但任安被汉武帝赦免了。又过了几年，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对立太子的态度不明朗，终于被武帝杀死。 李陵之祸的故事 　 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四十八岁。这是《太初历》颁布后的第七年，他埋头撰述《史记》的工作，正当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了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这场灾祸使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而导致了重大的思想转变，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写作。司马迁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因此，对李陵之祸的前因后果，以及司马迁受祸后的心态，都需要作全面深入的探讨，才能说明司马迁立场、思想的转变，以及怎样发愤著书。 李陵之祸的故事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骑射技术有乃祖李广之风，谦虚下士。公元前99年五月汉武帝下达了出击匈奴的动员令。秋九月，李陵率五千骑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汉武帝派老将路博德率领骑兵一万为他的后援。李陵终因寡不敌众，粮尽矢绝，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李陵全军覆没，投降了匈奴。老将路博德为李陵后援，汉武帝让他别出西河，使得李陵孤军奋战而无救，这是汉武帝调度失计演出的悲剧。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李陵之祸的故事 司马迁断言，尽管人情都有“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的习性，但“激于义理者不然”，即便是“臧获婢妾犹能引决”，何况立言著述的堂堂太史令呢！司马迁陷入了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抉择之中，所受痛苦的熬煎，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沉痛思考和严酷抉择中，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提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如果人的一生，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伯夷列传》中，引圣人孔子之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李陵之祸的故事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父亲司马谈的临终遗言：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立身扬名为孝道的最高准则，这是司马迁借父亲之口提出的新颖见解。这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立名为核心的荣辱观。《史记》未完成，名还未立，因此他的身躯和生命是属于《史记》的，也是属于父亲和自己的理想的，他不能去死而要坚强地活下来，所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就这样，司马迁选取了以腐刑代死的抉择。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