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公司战略规划报告.ppt

* 地方政府“经营”经济的压力和能力城市管理者的权力理论上由广大市民（或辖区内居民）所授予，他们似乎应以满足治内纳税人、居民的诉求为活动主旨。但事实上他们的升迁主要的由其上级决定，而上级擢升贬抑的准则之一是其任期内这些城市的就业水平、财政收入、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通过各种手段，促进他们任期内本地经济增长最快很自然成为理性的选择。在追求该目标的过程中，往往发生市场规则和行政干预、长远发展和眼前利益的碰撞，而较量常以长远利益和市场规则落败而终。除了政治规则之外，现行的财税制度客观上也增加了市长（书记）们奉行行政区经济的冲动。首先，中央和地方以税种为基础的分税机制，使地方政府仍具有追求扩大本地经济规模的动力。其次，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和转移支付能力的不足，促使地方政府寻求本地财源的扩大。第三，当地方政府可控财源与公共职责不对称时，也促使一些地方为创造和保护本地财源采取不正当的措施。此外，城市管理当局还支配着数量可观的经济资源，这也为他们直接干预经济、设置市场边界提供了理由和手段。一方面，城市政府可以冠冕堂皇地操控一批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另一方面，在我国政府部门滥用权力践踏产权尊严的行为缺乏有效制约机制，城市管理者可对民间资本施加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控制。这些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便构成了施政者构筑起行政区经济的物质基础。2.???? 圈内竞争因素的存在城市圈内部城市之间有优势互补的必要，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因素也是客观存在，如果处理不当则易造成恶性竞争。譬如在城市圈内一些人片面的认为核心城市会源源不断地吸收其他城市的人才和资源，“大树底下难成才”，这种不恰当地夸大圈内城市之间竞争的看法必定导致用行政力量的魔剑去挥砍圈内经济自然纽结。城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地域相连，要素禀赋有着较大相似性。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圈内同一层次的城市之间企业经营成本趋同，对企业来讲相互之间替代性较大。此外地域的临近和生活水准处于伯仲之间，城市圈内同一层次的城市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市场份额也就容易成为不同城市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激烈争抢的对象。再者，面对类似的文化传统，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同一层次城市容易形成相同/类似的城市定位，进而导致类似的发展路径和战略重点，这也是城市间不可忽视的竞争因素。 * 世界银行有关专家在《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城镇只有达到15万人的规模时，才会出现集聚效益。我国的许多研究则认为，小城镇的镇区人口至少要达到3万人以上，才能正常发挥集聚的功能。[23]我国目前的小城镇不仅距正常发挥城市聚集效应还有较大距离；而且建制镇因缺乏资金或投资效益太低，基础设施虽然比乡村提高不少，比城市仍然落后较多。据1996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小城镇抽样调查，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衡量，中国小城镇的废水和垃圾处理率几乎为零。除城关镇外，近40%的建制镇没有自来水设施。 第一，选择中国的城市化方针的最优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应该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城市化即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和资源消耗的提高。这对于人均资源非常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来，如果没有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化又是失败的。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必须走效益型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也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根据世界已经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大城市的经济效益高于小城市。如前所述，世界银行出版的《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城镇只有达到15万人的规模才会出现集聚效益，并且“从来还不清楚地证实城镇大到什么程度会出现不经济的现象。”法国经济学家维德马耳利用瑞士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为：100万人口的城镇经济效益比2万人口的城镇高2·2倍，比20万人口的城镇稿40%，比40万人口的城镇高19%.[25]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 在3000美元以下时，如果没有特殊的限制或壁垒，人口和经济主要是向大城市集中，这是城市化的一个一般规律。[26]　　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2001年10月18日，《经济日报》推出“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排行榜”，除深圳因特殊原因排在前列外，基本上是按照城市规模排序的，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特大城市均排在前列。　　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比小城镇要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人口太多，中国越发展，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的压力就会越大，因此选择节约型和效益型的城市化就越有必要，这也会成为市场的自然选择。而制度的因素、各基层利益的干扰将会逐渐被排除，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