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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传统诚信道德靠乡规、社会舆论来起作用 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传统社会这种“熟人”式的人际信用的维系并不是对法律或契约的重视，而主要靠乡土社会的“规矩”、“行规”来约束。因为在狭小的人际关系范围内，任何违背“规矩”的行为都可能受到较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惩罚。 再次,传统诚信发生的依据主要是情感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象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乡土中国》 第四,传统诚信具有超功利的道义性，并内化为人的一种道德境界。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人们讲诚信，做出某种承诺往往不以功利要求为前提，履行诺言往往是没有功利目的的道义行为，从而使传统社会的诚信具有超越功利的道义性。 受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传统的诚信更多地内化为人的一种道德境界和德性，表现为个人自身的道德品质、品行、情操和修养，对某种允诺、信念、原则等发自内心的真诚，所以诚信是内在的，重心在“自我”，要旨在“心诚”。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从熟人式的狭隘诚信 向陌生人式的普适诚信转换 在调节范围上，必须完成熟人式的狭隘诚信向陌生人式的普适诚信转换。 在约束机制上，必须完成乡规、舆论式的软性诚信向契约式的硬性诚信转换。 在发生的依据上，必须完成情感式诚信向理性式诚信的转换。 在追求的目的上，必须完成排斥功利式的道义诚信向认可利益式的有限诚信转换。 思考： “杀熟”现象 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中利益因素已经对传统社会的人情因素有了较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还停留在传统社会的层面，“杀熟”利用的就是人们对熟人比较容易信任、对熟人讲义气、重情感的特点。而被“杀”的一方，绝大多数是因为没有理性契约意识，或碍于情面而不好意思与熟人之间签订契约，也就是说，在这种与熟人交往的过程中，人们的理性意识还没有超脱情感因素的束缚，从而也就抑制了判断对方诚信与否的意识和能力。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谈到一种身份复杂的人：“我们还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伊里亚你怎么办。我们都是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审，十个评审分别来自十个语文区，我负责华人区域。伊里亚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来自哪里？’标准的见面的问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后说，‘我拿的是德国护照’。”确实，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你来自哪里”这个古老的问题了。他出生在保加利亚，6岁时随父母逃亡到德国，取得德国护照作为保护。然后他们迁居非洲肯尼亚，在那里上英文学校。高中毕业后回德国慕尼黑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到孟买去住了6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几年，信仰了回教，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龙应台写道：“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抛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 * 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声来辨别来者是谁。 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看贯的。 “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如果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不是见外了么？” 其一，儒家所讲的信，是伦理学上的信，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 熟人之间的信。信的圈子仅与亲缘程度相关，很小很狭隘。而契约文化中的信用则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这种信用将全社会的所有陌生人都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其二，儒家所讲的信，是诚善于心之谓信，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单方许诺、立誓。这种单方面的信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因为道德高尚的圣贤毕竟少见，信往往随境而变。而契约文明中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因而相对稳定。 　　其三，儒家所讲的信与儒家所强调的礼、仁、义比较起来，是一种次要的道德义务。在儒家的四教、五教、五常 中，信均列末位，而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