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的人性观(一).doc

早期儒家的人性观(一) 　　关键词: 早期儒家/人性观/儒表法里 　　内容提要: 人性观是政治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之一。之前对中国古代思想家人性观的研究常局限于对他们的系统人性论述，有时还混淆了他们的理想道德人格和一般人性观。鉴于人们对日常具体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评论可能隐含关于人性的一般判断和看法，从利益、自然情感、认知和实践四个方面对孔、孟隐含于人、事评述中的人性观的梳理表明，尽管孔、孟心中有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和规范，但他们对一般人性的看法非常现实；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人性假定和经验研究发现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现实的人性观可以有效揭示中国传统政治“儒表法里”的内在逻辑；对政治法律思想的实践可能也有所启示。 　　一、问题和方法 　　本文试图对早期儒家，主要是孔子与孟子的人性观做一个梳理，并予以阐释。目的在于展示并论证，儒家对一般人性的看法其实是非常现实的，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人性假定和经验研究发现高度一致，尽管孔孟有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和规范。 　　关于人性，如今人们日常实际上大致有两种基本用法。一种是传统哲学的用法，强调的是概念上人同其他事物或物种的根本区别(“本质”或英文的“essense”)，因此隐含了较强的规范意义。孟子说人性善、批评他人“禽兽不如”，我们说“侵略者灭绝人性”，大致就是这种用法。另一种更多是伴随着社会科学发展起来的，是对人生来就有、稳定不变的自然特性或潜质的经验描述或概括，英文的说法是nature，一般不带有道德意味。但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可能重叠，因为所谓人的本质完全可能是对人的某一特性的概括；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混淆这两种用法。本文探讨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人性。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的进路与之前许多这类研究有所不同。第一，我拒绝孟子首创、并被后代学者习惯沿用的那种侧重于伦理(善、恶)分析的视角。这种视角很容易湮灭对人性的多维度考察，特别是经验的考察，结果常常沦为关于“何为儒家的理想人格”，甚至夹杂了“何为我(作者)的理想人格”的争论；这种争论往往没有———也不会有———结果，因为关于“理想人格”没有稳定且公认的参照系。也因此，第二，我并不十分关心孔、孟对人性的直接评论、断言和讨论，而是试图从孔、孟对诸多日常具体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评论中发现其中隐含的关于人性的一般判断。换言之，我不试图建构一个本质主义的儒家的哲学的人性论，而只是展现儒家的实践的人性观。 　　这样处理的理由在于，如果仅仅关注直接有关人性的评论或论战，首先会导致一个错失，因某些学者未直接讨论人性或“性”而认定他们没有自己的人性理论或观点。（诸如冯友兰先生就曾基于此而称韩非没有提出抽象的人性论。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64页。但在该书的1983年版中，冯友兰先生删去了这一论断。）其次，在论争中，即使论辩双方全力追求精确，论辩的问题和表达仍然会因互动的语境而相互限定或漂移。不仅可能导致双方争点不一致(例如告子谈的人性大致是人的自然特性，而孟子谈的更多是人的潜能和理想人格)，而且很容易说过头话(例如当告子以水比喻人性时，孟子接茬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这个回应看似有力，却断然削弱了孟子后面赞美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如果善是天性，如大河东流，那么舍生取义还那么崇高并值得赞扬吗？可见，力求客观冷静的思想家也难免有情感和意气。但这并不是指责孟子。只有这种激情才可能引发理性的、甚至是持续的理论论战，因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1](P453)没有激情的人不会持久思考或专注于这类在普通人看来不能当饭吃的问题。但受制于这种论战，后来的学者在理解和构建这些前辈思想家或学派的思想体系时，很容易局限于前人的命题，难以跳出他们的问题，有时还会放大双方的差别或对立。（例如，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之间并不存在善恶这两个概念之间那么大的对立。）因此，尽管系统考察学者在理论论战中的表述可以并将继续是思想研究的一条主要进路，但这既不是唯一的进路，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进路。从孔、孟对日常诸多具体问题的评论、议论和断言中来考察他们对人性的具体、现实、日常和细腻的理解，至少是一个补充的进路。 　　此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基于对唯理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不信任，我认为在社会实践中起更大作用的、因此也更值得考察的是一个学者或学派的人性观，而不是他们系统阐发的人性理论。不仅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完全或仅仅依据理论命题或结论行动的学者，而且，尽管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孔、孟是哲学家，但他们并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非常强调论证的哲学家或哲学教授。在他们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哲学的概念，中国的先秦思想家也没有这种自觉的体系化哲学追求。他们并非面向学人或今天的教授写作，他们更多的是行动者和改革家。（这也是西方古代与现代哲学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