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文化对中国书法的影响.doc

PAGE PAGE 12 论佛教文化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张生勤 “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 康有为语）。由此可见佛法与书法之间在追求个体心灵体悟、贯通自然所反映的审美观点有共性合流特征。因此自佛法传入中土以来，就与中华最具本土文化特征的书法缔姻，对中国书法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文化对书法发展的史学影响 1、汉代佛教与中国书法的缘启。佛教自汉朝由西域传入东土，由于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还相对较小。在早期的佛教传播中，佛经的抄写与译写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印刷术没有发明，佛教思想的流通只能靠手工译写经文的谱写，佛经写本才得以流传各大寺院和民间。写经是抄写者对佛经所表达的虔诚，是一种积累功德的行为，修习书写佛经，被认为有无上功德。早期的抄经者多以实用目的而作，字迹工整清晰即可，其主观上并无过多的艺术追求，所以时人并不会将其视为艺术。但是由抄经之故，佛教文化与中国书法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2、晋代佛教与书法的重要转折期。晋代是 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期。经过乱世纷争的三国时代，人们普遍产生了对安定平和的向往，而强调与世无争的佛教正好契合了这一社会心理需求。因此，晋代佛学逐渐活跃起来，文人士大夫们从中找到了精神安宁的寄所。在此文化背景下，晋人开始追求精神的出世，即使身居要职，也要心寄山水。被佛教文化所吸引力，晋代士大夫出现了抄经现象，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羲之抄《佛遗教经》。由于佛教思想对士大夫美学思想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中国书法的重要转型。这一时期的书法，对以钟鼎碑碣为载体的篆隶书法进行了变革，一改篆隶以结构严谨、章法甄严、严谨规整的书风，出现了个性自由、追求意韵的行书和今草。晋人书法从这一时期起，在佛学风尚的影响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审美心态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尚韵”美学风格。因此，书法逸韵自晋始，“书不入晋终为俗格”成为后世对书法审美的评判准则。可见佛学思想对晋代及后世书法的深远影响。 3、北朝佛教与石破天惊的民间楷书：北魏初期曾经崇道而毁佛，但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几代太后都笃信佛教，佛教大规模地盛行起来。据统计，当时的佛寺，仅洛阳一地，就有上千所之多，全国加起来，竟然达到三万所的惊人数目。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里，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开始开凿。在这个石刻艺术群，既是造像艺术的圣地，更是书法艺术的宏伟宝库。后来的不算，单就北魏时期刻凿的楷书造像题记，就达2000块以上。为了便于学习，后世专家们在这犹如宏阔海洋的2000块造像题记中几经淘择，精撷细选。其中章太炎选定“龙门五十品”，康有为选定“龙门二十品”。在为佛造像的时代，佛教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自然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这些造像题记皆出自民间写手，但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笔法方硬有棱，锋芒毕露，峻爽挺朗，结字朴素野逸，高古奇诡，无拘无束，自然天真。这些题记凿书与同时代的石刻、摩崖汇成了一股石破天惊的北魏楷书洪流。对后世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书法家们还在孜孜以求，在魏书中汲取养份。 4、隋朝佛教与书法艺术的传承。隋朝虽然历时短暂，但在书法上因融合南北书风，为唐代书法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从当时的代表人物智永和尚的书法中，既可感受到其家学渊源的技法影响，更可体味到其书法中佛学的淡雅、精妙。他被誉为从南北朝过渡到唐代的桥梁。唐代许多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张旭、孙过庭等无不临习过他的书法，足见其书法的影响之大。与之同期，《龙藏寺碑》同样具有书法史上承上启下的过渡意义。《广艺舟双揖》称此碑：集六朝以来“安静浑穆”“风度端凝”以及“骨鲠”（笔致挺劲）等优秀传统，下开初唐四家瘦硬峻整风气先声。康有为称之为“隋碑第一”“真足当古今书法之变者”。 5、唐代佛教与书法艺术的繁荣。唐代佛教盛行，寺院众多，僧侣、信徒无数，为了弘扬佛法，经书的需求量极大，客观上需要一大批抄经的书手，“书法作为佛教的外学，有弘扬佛法的作用”。到盛唐时期，玄宗理政，开创“ 开元盛世”。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扶持文化艺术，禅宗地位情况大变，君臣上下，佞佛成风。他们广交僧徒，吃斋念佛，不少文人还成为居士，甚至有些还出家为僧。他们希望能在佛门中寻觅清静，能在山林野寺中栖息。参禅礼佛一时成为风尚，诗文、书画则成为他们表达心灵、证悟心印的媒介。“中唐过后禅学兴起，允许张扬外学，僧人吟颂诗卷、寄情翰墨尤为兴盛。” 由于与佛教的密切联系，盛唐时不少碑刻，墨迹都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薛稷《信行禅师碑》等。 6、五代佛教与书法的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