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理学的开创和确立.doc

第四章 理学的开创和确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萌芽、开创、奠基和确立及演变时期。具体地说，唐代处于萌芽状态，北宋是理学的开创、奠基及确立时期，南宋处于演变和集成时期，也是理学最具活力和生机的时期。尔后，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理学地位的变化，理学由一种学术品性极浓的理念形态变换成一种封建的官方形态，由此逐步走上僵化和衰落之路，至明清之际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一、理学的开创 自汉唐以来，受传统的经传注疏的束缚，儒者谨守先儒义疏，热衷章句训诂，拘泥于家法师法，“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 [1]”，学术思想严重受到桎梏，毫无生气。因此，为打破旧的学术风气，一批学者步入了艰苦的求索之路，韩愈、李翱等发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旗帜鲜明地表示必须抛弃汉以来对儒学只作经解注疏的僵死做法，提出必须从孔孟著作中直取本义。根据汉唐儒学已不是真正意义的儒学，有必要重新确立儒学传授谱系。对此，韩愈不但独自发明了一个类似佛教法统的儒学传授谱系，还义无反顾地向学界和儒者宣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意思是自孟轲以后儒学就失去了承续传统，从而否定了汉唐儒学传统，为重新构建新儒学体系和发明他称之谓圣道的儒家道统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在韩愈、李翱的发起下，疑经惑古之风悄然兴起，唐代中叶，出现了一批打破治学必须专守注疏的著述，突出的有对《春秋》、《诗》、《礼》、《易》、《论语》进行重新阐发的一批著述。其中啖助与弟子陆淳所著《春秋集传篡例》、陆淳的《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辩疑》影响最大。唐代开启的疑经惑古之风，将北宋理学新潮推向了高潮。 理学在北宋得以确立，“开伊洛之先”的“宋初三先生”功不可没。《宋元学案》记载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伹徕石先生始以道明以学，继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先生之语。”另据《宋史·道学传》记载：程颐以胡瑗等为师，年十八游太学曾亲受胡瑗教诲。胡瑗面授时曾向诸生提问道：“颜子所好何学？”程颐应答道：“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胡瑗对程颐之答甚为满意，进而追问：“为学之道如何？”程颐应道：“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后学与颜子所好异矣。”程颐对当时为学尚浮华之风大加抨击，主张为学“求诸己”，像颜子一样扎实攻读儒学。胡瑗对程颐的回答为学是接续道统和发明圣道甚为欣喜，“瑗得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识”。这表明胡瑗与程颐不但是学术传承的师徒关系，而且说明胡瑗的思想是程颐理学的重要来源。程颐对胡瑗极为尊重，“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 [3]”。这段话的意思是，程颐虽然都是周敦颐和胡瑗的学生，但只称胡瑗为先生，而对周敦颐则以叔辈相称。足见程颐对胡瑗的钦慕了。 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堪称为理学的先驱是名符其实的，主要在于他们提出一些新的学术思想和开启了带有时代特色新的学术风气。以下两点足以证明：第一，在他们的著述中表现出一种挣脱汉唐儒学桎梏的倾向，承接了韩愈、李翱对传统儒学的审视和反思的文脉，并萌发了革新儒学的见识，为宋代理学的建构跨出了第一步；第二，在他们的教育活动中，表现一种反传统和反浮华的求实学风，倡导以经义与时务教育人，开启了一代教育新风。尽管他们为理学的兴起迈开的只是一小步，但却是理学形成和发展历程不可超越的一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理学家程颐、朱熹到《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等，都公认“三先生”为理学先驱。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如皋人，时住泰山，与孙复、石介同窗，过从甚密。胡瑗受名相范仲淹器重，官至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主持太学。学术著作诸多，有《春秋要义》三十卷、《春秋口义》五卷、《周易上义》十二卷、《中庸义》一卷、《洪范口义》二卷、《学政条约》一卷、《资圣集》十五卷、《武学规矩》一卷等。惜多佚。胡瑗致力于教学数十年。他力主经世实用，指出：“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安以安其身，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也。[4]”他的教育思想对新一代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都发挥很大的影响，其意义已超出教育本身。教育是文明的圣火，国民素质的提高与教育密切相关。文化思想和学术发展更是与教育紧密相连。因此，可以说教育的状况往往影响甚至决定文化思想和学术的状况。胡瑗兼教育家与思想家于一身，他把教育作为学风转变的切入点，正是抓住了学风建设和教育改革的关键点。 胡瑗“明体达用”的学术思想不但具体应用于教书育人，而且触及了儒家人伦道德的“体”了。我们知道儒学是以人伦为本位的。所以胡瑗的学术思想对之后理学和伦理思想体系的构建在思想上起到了引领作用。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