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pptVIP

百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及其特点 王向远 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中西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的时代环境中，翻译事业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得到了开拓式的发展，其中始终伴随着文学翻译在实际操作中的具体处理问题。回顾、梳理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文学翻译的发展历程及其关注焦点，对于我们深化翻译实践、实现译论创新、促进（文学）翻译事业的新发展均具有借鉴性和启发性意义。 文学翻译的学术论争，是中国学术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翻译论争及翻译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不仅译作上成果累累，学术争鸣也呈现出钟罄和鸣、百花争艳的局面。文学翻译论争所涉及的问题较为广泛，探讨较为深入，论争的起因和背景有所差异，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样态。通过梳理和整合，我们可以把有关文学翻译的学术论争分为十大主题，可以总称为“十大论争”。 第一大论争，是“信达雅”之争。 由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晚清以来中国翻译及翻译文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命题。它既是严复翻译经验的精炼的总结，也相当程度地揭示和概括了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翻译理论中，没有哪一种学说像“信达雅”一样具有如此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力。由于严复的“信达雅”只是有感而发，并未做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界定，后来的人们或解释、或阐发、或引申、或赞赏、或质疑、或贬斥，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真正出现了百年争鸣、百家争鸣的局面。期间的争鸣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20-30年代，第二次在50年代，第三次高潮始于80年代，延续至今。通过论争，“信达雅”的历史渊源、内在含义、作为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原则标准的持续有效性得到了大多数论争者的充分肯定。 第二大论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 20世纪初直至80年代，我国翻译文学界一直都是将直译、意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的概念来使用，并围绕直译、意译进行了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论辩。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1.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加以提倡；有的提倡直译，但不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把直译理解为唯一正确的方法，不承认另外还有“意译”的方法；或者把直译与“曲译”对立起来，认为直译就是“正确的翻译”；2.反对逐字直译，主张通顺易懂的意译，或者认为所谓翻译就是“译意”，就是“意译”；3.将直译、意译两者调和折中，不作硬性划分；或反对使用“直译”“意译”的提法，而主张用别的更恰当的概念取而代之；或对直译、意译的内涵作进一步科学的清理和界定，主张两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通过论争，大多数意见认为直译、意译作为不同的基本翻译方法，在翻译中应灵活使用，应在尊重译文的全民语言基本规范的前提下，能直译的便直译，不能直译的便意译。 第三大论争，是异化与归化之争。 翻译中的所谓“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它们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具有各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有人把归化理解为意译，把异化理解为直译，是不全面的。这一对概念都有相互重叠的一面，如归化和意译都指译文通顺，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等等。异化和直译都追求与原作的“等值”，尊重原语的语法规范，但归化和异化更加强调文化因素，它所涉及的主要是文化立场问题，直译、意译则侧重于语言操作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建构与学术争鸣中，“归化”和“异化”这一对范畴表明中国翻译文学由翻译方法论进而扩展到更高层次的翻译文化论。在异化和归化的争论中，更多的理论家强调译文应保持原文的风格，即“洋味”，反对过分“归化”，但更多的翻译家在翻译中仍倾向于译文必须是地道的汉语，具有“归化”倾向的译文占了大多数。 第四大论争，是转译与复译之争。 转译与复译之争是针对文学翻译的不同形式而展开的论争。由译本所据原本的不同，形成了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先后的不同，形成了首译和复译两种不同的方式。因已有的译本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要，复译是翻译家常有的选择；因翻译家所掌握的语种等因素的限制，转译也常常是译介外国文学的必要途径和方式。在中国翻译史上，复译与转译是相当普遍的翻译方式，其中不乏成功的、受到读者欢迎和肯定的译作，也有不少过多背离原文的转译本和重复平庸、乃至滥竽充数的复译本，对于复译与转译的是非功过，翻译界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争鸣。经过争论，大家认为“转译”是不可避免的，但应尽量直接翻译；复译也是必要的，但复译不能为盗译（抄袭已有译文）提供条件，复译必须在旧译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提高，才有存在价值。 第五大论争，是“处女”、“媒婆”与“奶娘”之争。 翻译文学的价值、功用问题，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